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一、祖国万岁

    太阳落山了。深沉的夜幕，渐渐地笼罩了西半球。
    在大西洋岸边的里约热内卢，巴西陆军第一警卫营的监狱里，一片阴森。那一间间牢房，双层铁门紧锁，不大的窗户上，透着昏暗的灯光。荷枪的巡逻兵，在牢房外面的阴影下，不停地来回晃动。
    突然，在这座监狱的一间牢房里，九个囚徒同时站起来，向着东方，庄严地面对着一幅画像和画像下的两面红旗，压低嗓音，深沉而有力地唱着：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时，在里约热内卢正是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夜间十一时。这时，也正是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囚徒”们怀着无限的革命激情唱着歌，心里闪现着另外一幅景象：
    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轮红日早已从东方升起。天安门广场上万众欢呼。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了天安门城楼。《东方红》的乐曲声响起来了，隆隆的礼炮声响起来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典开始了......
    远隔重洋，在西半球的监狱里思念着这种情景的九个“囚徒”，就是那骇人听闻的国际政治迫害案件中的受害者——中国贸易、新闻工作人员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王治、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九位同志。他们自从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在巴西被非法逮捕之后，受尽了种种折磨。但是，敌人的严刑拷打也好，威逼利诱也好，都丝毫不能动摇他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不能动摇他们维护祖国尊严和荣誉的决心。
    祖国全民喜庆的日子来到了，九位身陷异国囹圄的中国公民，怀着日夜思念伟大祖国的九颗赤心，也用他们在敌人的监狱中可能做到的方式，同祖国六亿五千万亲人一起，共庆节日。
这天，他们每个人都剃了胡须，刮了脸，穿上了仅有的一套干净衣服，一早便为筹备国庆“盛典”而忙碌起来。
    他们当中一位会画画的同志，小心地揭下一搭信纸上的白色硬皮封面，握起铅笔，凭着自己对领袖神采的记忆，蹲在牢房的一角画起了毛主席象。他把自己和其他八位同志时刻想念伟大领袖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在笔尖上，画一笔想一笔；一幅神采奕奕的领袖画像，终于在他的笔下出现了。
前一个多月的八月中旬，第一批家属代表冲破重重困难，从祖国前来探望他们的时候，给他们送来了一些饼干和糖果。其中，有一个装饼干的铁盒，盒盖一尺见方，漆着红色，他们把它分成两半，正好
作为两面红旗。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每当同志们吃了第一批家属代表从祖国带来的糖果，都把包糖纸当作宝贝似的藏起来。现在，他们找来了平时积下的一些包糖果的金纸，用刮脸刀刻成金光闪闪的镰刀锤子和五颗五角星，把它们分别贴在两面红旗上，制成了一面党旗和一面国旗……
    九位同志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随时都警惕着敌人的突击抽查；当监狱军官们照例到牢房里来检查时，他们就把画好的毛主席像和做好的党旗、国旗，藏在军官们检查不到的地方。
    巴西的黑夜降临了，这正是北京的黎明时刻。在牢房微弱的灯光下，九位同志肩挨肩地坐下来，满怀激情，轻声讲述着各自的经历，追忆着祖国的光辉历程，等待着北京国庆大典的礼炮声响。
我们的九个同志，有着不同的经历。王耀庭同志和侯法曾同志，是他们当中的长者。四十九岁的王耀庭同志，经受过长期革命战争生活的考验，是有着二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五十岁的共产党员侯法曾
在革命老根据地当过县长，当年曾率领山东民工，同人民解放军一道打过了长江。二十七年前由海外回到祖国的王唯真，在革命圣地延安被哺育成长，参加了党，他担任记者工作已经有二十三年了。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王治、马耀增、苏子平、宋贵宝和鞠庆东，也都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二十五岁的共青团员张宝生同志，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七岁上死了爹，解放前不久还是福建农村里一个贫苦的放牛娃。解放后他第一次进学校，当老师问到他的生日时，他流着热泪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啊！你就写十月二日吧，没有新中国,哪有我呀！”
此刻，老同志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起了最使他们难忘的一些革命斗争故事：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有一个战友不幸被曰本侵略者抓住了。敌人用刺刀顶着他的脊背，逼他在前面带路。我的战友走到悬岩边，猛转身，抱住敌人，滚下悬岩......”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部队的一批女同志，一天正向山上转移，路上碰到蒋匪军，她们躲进了路边的树林。这时，一个女同志怀内的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情况紧急，那个女同志为了保全集体，忍
着泪，咬着牙，一把卡住了孩子的脖子......”
“......”
    身处异国囚牢的九同志，用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斗争故事，互相激励，鼓舞斗志。年轻的张宝生同志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在党的哺育下成长。革命先烈用鲜血为我们创造了如花似锦的祖国，我们任何时候也要维护她的荣誉，决不在敌人面前畏缩不前，贪生怕死。”
    监狱规定的睡觉时间早过了，同志们仍然在交谈着，等待着……
    庄严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们在牢房的墙壁上挂起一床毯子，把毛主席画像别在毯子上。他们又把牢房里仅有的一张小长方桌移在毛主席像前，把党旗和国旗放在桌上。有手表的同志看了一下表，时针正指着当地时间十一点。他用人人会意的目光向大家扫视了一下。九位同志一齐立在毛主席像下，昂首挺胸，唱起了国歌和国际歌。
    隆重的庆祝仪式结束以后，他们摆出九个小小的白铁杯子，拿出家属们送来的、当时还剩下的一小包茶叶，用狱中只能得到的一壶温水，泡了九杯清茶。他们举起杯来，遥祝“祖国万岁！”
    这天夜里，九位同志激动得彻夜未眠，有的同志还拟好了致亲人的信稿：“九杯清茶庆国庆，九颗赤心念亲人；遇难者遥祝：祖国昌盛，领袖健康！”
伟大的祖国啊！你是我们九位同志坚持斗争的力量源泉。正是为了维护你的尊严和荣誉，他们时刻铭记着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在西半球的异国牢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一年多的顽强斗争，终于取得了振奋人
心的重大胜利！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比起那些跑去外国就向洋鬼子摇尾乞怜的汉奸来，他们简直是神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二、头可断志不可夺

从北美大陆吹来的乌云，一时密布天空。美帝国主义策动的颠覆巴西古拉特合法政府的黑雾，笼罩了里约热内卢。
在这乌烟瘴气的时刻，里约市街头军警横行，到处是一片恐怖和混乱一辆又一辆抓人的警车发出刺耳的怪叫声，不断从马路上闯过。一批又一批军警和便衣特务，带着手铐，牵着警犬，穿门入户，开始了疯狂的大搜查大逮捕。
    苦难的巴西大地呵！你无端的遭到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法西斯铁蹄的践踏。
由于古拉特政府对内采取了维护民族权益、限制外国资本的措施，对外奉行了不干涉和自决的原则，这就遭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嫉恨，长期阴谋推翻古拉特政府。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巴西亲美的“猩猩派”军人和反动政客，奉行美国白宫的旨意，终于发动了又一次反动的军事政变。
就在巴西政变发生以后的第二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了掀起一个恶毒的反华浪潮，妄图切断中国人民同巴西和拉丁美洲人民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按照蓄谋已久的预定计划，把他们的黑手伸向了合法进入巴西的九个中国贸易和新闻工作人员。
夜间十一时半，里约市东部参议员维尔盖鲁大街一座二十一层大楼的第十七层公寓——新华社巴西分社，被美国最忠实的走狗巴西瓜纳巴拉州州长拉瑟达手下的武装军警包围了。
我们的同志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就在他们被包围的前一个多小时，象往常一样，新华社记者王唯真和工作人员鞠庆东，用打字机打下了他们发往北京的最后一条新闻：
“二日下午，巴西亲美反动军事政变继续进行。…….政变分子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据此间电台广播，古拉特总统正在去乌拉圭要求政治避难。”
接着，鞠庆东又打出了另几行发给北京新华社总社的电文：
“我们一切都好。感谢总社的关怀。如果我们发生不幸，请转告家属不要悲伤。”
王唯真和鞠庆东沉思片刻，他们毅然删掉了最后一句。
王唯真、鞠庆东以及临时住在新华社巴西分社的我贸易工作人员马耀增和苏子平，在发现他们被包围以后，一直留在公寓中，静观事态发展，镇定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
“叮铃……叮铃……”深夜两点多钟，一阵叫门的紧促电铃声响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巴西警察从外面向公寓里打来电话，威逼我们的同志立即开门。我们的同志接过电话，理直气壮地回答对方：“现在是深夜，我们不开门。”
“限你们十分钟，开门不开门，我们都要进来！”对方威胁说。
“天亮再说！”
“不开我们就砸！”
“那就请便吧！”我们的同志放下电话，再也不去理睬敌人。同志们想：你们砸吧！只要你们砸，就会惊动左邻右舍。你们企图秘密绑架我们的阴谋，就不能得逞了。
黎明即将来临。敌人迫不及待。他们终于用枪托，用铁棍，砰砰硼硼一阵乱砸，把公寓的前后门全部砸烂，破门而入。这时是四月三日凌晨。
    当警察和特务们端着冲锋枪，杀气腾腾地冲进公寓时，我们的同志刚刚刮了胡子，洗了澡，换上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每个人都非常镇静。
    全副武装的警察和特务闯进公寓之后，不出示任何证件，不出示逮捕证，立即用冲锋枪托，用裹着橡皮的钢筋警棍，疯狂拷打王唯真、鞠庆东、马耀增和苏子平四位同志。当场，有的同志被打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打得满身伤痕。警察和特务们一面极其凶残地殴打我们的同志，一面翻箱倒柜，进行非法搜查，并且争先恐后地抢劫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手表、衬衣和领带等物品。巴西当局事后也公开承认，他们的搜查没有发现任何涉嫌的“罪证”。
    对于敌人这种法西斯暴行，我们的同志当场提出了强烈抗议。于是，敌人把子弹顶上枪膛，强迫同志们脸朝墙壁，歇斯底里地吼叫：“举起手来，我们奉命立刻就地全部枪毙你们！”
    敌人真敢下毒手吗？我们的同志仍然神情自若，面无惧色。他们想：如果敌人真下毒手，最多不过一死。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死，也决不背对敌人的枪口，决不低头。他们猛地车转身来，扒开上衣，露出胸膛，横眉怒目，面对敌人的枪口。王唯真同志压住满腔怒火，无所畏惧地对敌人说：“有胆量，你们就开枪吧！”
    凶恶的警察，一枪托把王唯真打倒在地上。皮棍、枪托、拳头，接连落在他身上，当场打得他几乎昏了过去。
就在王唯真、马耀增、苏子平和鞠庆东四位同志被抓到当地警察局的时候，北京收到了一封从巴西发来的电报：
“新华社记者公寓被搜。直到三日九时止，仍在进行。”
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事件一开始便得悉我们的同志遭到了敌人的毒手，立即掀起了一个强大的声援浪潮。
这封电报是谁发来的呢？
原来，我国的另外五位贸易工作人员王耀庭、侯法曾、王治、宋贵宝和张宝生，住在距离新华分社公寓不远的达曼达莱海军上将街一座大厦的四楼公寓里。四月二日午夜，他们就先后接到从新华分社打来的两次电话：“我们已经被围！”“敌人正在砸门！”
五位同志非常焦急。他们决定派王治和宋贵宝去新华分社探视。但是，天刚亮，同志们便从窗口看到，公寓的门口也已经停着几辆警车了。
王耀庭同志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口述电稿，由宋贵宝同志译成英文，向祖国作了报告。
电报局工人取走电报以后不久，王耀庭等五同志也被非法逮捕了。
在警察局里，王耀庭等五位同志，看到敌人把王唯真等四位同志打得伤痕斑斑，心里难过极了。他们当场愤怒的质问敌人：
“你们为什么非法逮捕我们？”
“我们合法地来到巴西买棉花、搞展览、发新闻，究竟犯了什么罪！”
“你们为什么残暴的拷打我们的同志？”
“你们还讲不讲国际法？”
这时候，王耀庭等五同志的处境虽然也很险恶，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王唯真等四位同志的安危：“敌人究竟对他们还会下怎样的毒手呢？”他们短促地商量了一下，决定轮流注意敌人的行动；如果敌人把王唯真等四位同志强行带走，就要冲上去同他们抱成一团，臂挽臂地冲出警察局，到大街上去向巴西人民揭露反动当局的法西斯罪行。他们想：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九个中国人就是一个人。就是死，九个人也要死在一起。
从被捕的头一天开始，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战士的阶级感情，就把我九位同志团结得象一个钢铁般的战斗集体。
在警察局阴森恐怖的刑讯室里，敌人又对我九位同志施加更残暴的毒刑，妄想从他们身上逼出“口供”，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阴谋效劳。警察和特务们，当着信奉天主教的巴西女工的面，硬把同志们的衣服全部剥光，让他们一丝不挂地站着。有些同志被罚站达十三个小时之久。敌人还强迫我们的同志右臂平举，手托重物，谁要是有点支持不住，特务们便拳打脚踢，甚至用通红的香烟头烧他，用皮鞋踩他的脚趾。有的同志脚趾被踩出血来，有的脚指甲都被踩掉了。
    随后，敌人把鞠庆东同志拖进了一间又小又黑的屋子。刚开门，一股霉腐味和血腥气迎面扑来。四个便衣特务，端着冲锋枪，对准鞠庆东同志的头。另一个特务，拿着一把尖刀在他的肚子上来回比划。敌人的威吓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特务们越发地恼火了。他们用铁棍、枪托和警棒打他，用脚踢他，用双手掐他的喉咙。几个特务轮番踩他的腹部，把他的粪便都给踩出来了。鞠庆东同志始终坚强如钢，不断高声抗议敌人的暴行。
接着，敌人又把王唯真同志、马耀增和苏子平三位同志拉进这间黑屋子，残酷的拷打他们，还威胁说要枪毙他们。
我们的同志早已经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唯一的念头是誓死保卫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他们想：“你们这些法西斯强盗，打吧！你们顶多把我们打死，死也不低头！”
“头可断，志不可夺！”我们的同志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严刑拷打吗？！敌人的法西斯暴行就这样被我们的同志顶住了。
但是，这只是一场激烈的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开始，更加严重的考验，还在等待着我们的同志。

纪实小说？后文呢？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三、第一次绝食斗争

美帝国主义一手导演的迫害我九同志的政治丑剧一开场，蒋介石匪帮就在这出丑剧中充当了恶毒的帮凶角色。
同志们被捕的当天深夜，当他们被武装警察一个个地轮番押进审讯室时，一眼便看到有两个国民党特务，鬼头鬼脑地闪在巴西警察头子的身后。我们的同志当场要他们说出自己的姓名和来历，但他们总是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不敢正面回答。
“这些美蒋特务同巴西‘猩猩’们勾结在一起，将要搞出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来呢？”
同志们警觉地估计着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且互相鼓励着：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坚决斗争到底，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
果然，就在我九位同志被非法逮捕以后的第二天——一九六四年四月四日，一个周末的晚上，一场严重的斗争开始了。
同志们被捕后，遭受了毒打，一天多没有吃饭，又被关在地板上连一根稻草都没有的牢房里。他们腹中饥饿，遍身疼痛，胸中燃烧着仇恨的怒火，心里思念着亲爱的祖国。这时候，牢房的铁锁突然响了。狱中警察把他们带出牢门，领进了一间办公室。
一个身穿便衣被人们称作“将军”的人，秃顶，五十多岁，满脸横肉，带着两名翻译和一批打手，闯进房间。他带着满脸奸诈，皮笑肉不笑的说：“先生们，台湾很器重各位。我们已做出决定，准备好了飞机，后天早晨送诸位到台湾。到那里，你们就‘自由’了。”
“这是绑架！”
“这是要我们背叛！”
面对着这个严重的阴谋，九位同志毅然决然，一齐涌到“将军”的面前，异口同声地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我们九位同志坚定的表示：“台湾是我们祖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去台湾，那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现在，我们宁可死在巴西，决不去台湾。我们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如果你们定要硬干，就只能把我们的尸体送去台湾，而送不去一个活人！”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光辉形像，霎时间闪现在我九位同志的眼前。同志们决定用生命来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他们当场一致宣布：立即集体绝食，不获胜利决不罢休！
九位同志举起九个拳头，义愤填膺地高呼：
“坚决反对政治迫害”
“坚决抗议绑架阴谋！”
“头可断，志不可夺！”
正义的声音震撼了敌人的监狱。
敌人万万没有料到，九个赤手空拳的中国人，竟然给予他们如此坚决有力的回击。这时，那位“将军”被吓呆了，连连摆手，命令他的下属说：“赶快把他们带回牢房去，带回牢房去！”
一道微弱的光线，从狭小的铁窗投了进来。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过去了。这两天，敌人到开饭的时候，照例从门缝下面，把那盛着烂土豆、木薯粉、黑豆和牛骨头的铝制盘子，塞了进来。我们的同志依偎在一起，互相勉励着，死也要同敌人斗争到底，一次又一次地把那个饭盘子，照它进来的地方推了出去。
在严重的绝食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阶级感情，把我们的同志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年轻的宋贵宝和张宝生同志，把他们得到的毯子和床单，送给年龄最大的侯法曾同志，送给被敌人拷打得最重的王唯真和鞠庆东同志，还用一个铁皮杯子给他们送去了几杯清水。被捕前就患胃病的王唯真同志，经过几天的非人折磨，现在身体已经十分衰弱。但是，他还一再地对同志们说：“不要管我，坚决斗下去！”
这时候，同志们虽然身上的创伤正在刺心的疼痛，体力又受到极大的损耗，可是他们仍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有时候，同志们还向同牢的巴西和外国难友，讲述中国人民过去遭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残酷压迫的苦难，讲述新中国各项事业的飞跃发展。同志们向他们表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决不屈服！”
我们九位同志大义凛然的行为，深深感动了狱中巴西和其他国家的难友。他们有的同我九位同志拥抱、握手，有的用各种手势对九同志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表示钦佩。有些巴西难友，把他们的家属送来的饭菜、面包或饼干送给我们的同志，一再劝他们吃，同志们都婉言谢绝了。
同牢的一些巴西石油工人、海员、政府职员和司机，看着九位不屈的中国人，禁不住流出热泪，一面向我们的同志表示：仇恨中国人的绝不是普通的巴西人，而是美国的走狗巴西“猩猩”们；一面满怀同情和惋惜的心情对我们的同志说：“中国朋友们，政变发生以后，你们为什么不躲一躲呢？”
我们的同志，通过会说葡萄牙语的鞠庆东和张宝生同志，向他们解释说：“朋友们，我们合法地来到巴西，开展贸易，进行新闻报道，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中巴人民友好。我们的一切行为光明正大，用不着躲起来。”我们的同志还对巴西和其他国家的难友们说：“你们一旦出狱，希望你们设法告诉我们的祖国，我们在这里同敌人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同时，也请你们向整个巴西和全世界，揭露巴西反动当局野蛮迫害我们的真相。”
敌人是残暴的，但也是虚弱的。四月六日下午，在我们九位同志坚持绝食两天以后，巴西当局终于被迫接受我们的同志提出的条件，当众宣布取消绑架他们去台湾的阴谋。
九位同志在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胜利了。他们经受住了考验，锤炼了斗争意志。他们充满胜利的信心，准备着迎接更加严重的斗争。

的确好贴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四、斩断黑手
                                                                                                      
里约热内卢的季节同我们中国正好相反。四月中旬，这里正是春暖花开，那里已是深秋。阵阵秋风吹进铁窗，暗无天日的巴西陆军监狱，显得分外阴森了。
    在秋风侵袭的敌人监狱里，我们九位同志有如九棵青松，昂然挺立。他们虽然肉体上的创伤正在刺心的疼痛，但精神上却时刻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无比光荣。
    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敌人企图绑架我九位同志的阴谋终于破产。
敌人下一步又会施展出什么伎俩呢？难道他们会就此罢手吗？果然不出所料，一开始便插手这个国际政治迫害案件的美蒋特务，现在肆无忌惮地公开出场，活动得更嚣张了。
    这一回，巴西当局同美蒋特务勾结在一起，没有挥舞尖刀，也没有动用警棍，而是搬出一整套“攻心”战术，企图在精神上绑架我九位同志，要他们出卖灵魂，背叛祖国。
面对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九位同志始终牢记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决心维护祖国荣誉，保持革命战士的崇高气节。要使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红旗，不受丝毫污损，永远放射鲜艳夺目的光彩。
于是，一场面对面的策反和反策反的斗争开始了。
    “当啷”一声，牢门打开。王耀庭同志毫不理会狂喊乱叫的巴西军警，镇定地走出来，阔步迈进“审讯”室。
    “啊，王大哥！”一个嬉皮笑脸的家伙，远远伸出一只手，从“审讯”室的一角摇晃过来，想要拍拍王耀庭的肩膀。
    王耀庭同志手臂一挥，以审问者的姿态，责问道：“你是谁？来这干什么？！”那家伙向后一闪，满脸堆笑，点头哈腰，连声说：“我，姓张，弓长张，草字行知。是来当翻译的，当翻译的。听说你不懂外文……”
    “我是中国人，懂得中国文！”王耀庭同志狠狠地把他顶了回去。
    张行知一再表示“亲热”，说什么王耀庭不懂巴西法律，他情愿帮着找律师。王耀庭鄙视地扫他一眼，说道：“我懂得真理，用不着你操心。你说，你究竟来干什么？”
    “噢……噢……，我是来帮忙的。你们的案子很严重，我来帮你们摆脱困境。”
    王耀庭同志心想，中国人民同你们打交道不是三年五载了，谁还不知道你们的底！他气冲牛斗，严词斥责道：“你是国民党特务，我们的敌人！告诉你，想在这里捞点什么，是白日做梦！”
    无耻的美蒋特务还不死心，他又强迫王耀庭填一张用中文印的表，叫什么“意见征询录”。这个表上有三十九个诽谤和诬蔑性的问题，开头几行就写着，如果填表人不好好填，就把他送到台湾。王耀庭同志一看，把它甩在一边，斥骂特务卑鄙无耻，要他滚出去。张行知又碰了一鼻子灰。他还想要说什么，但只牵动了一下嘴唇，啥也没说出来，象一条丧家犬似地溜走了。
    美蒋特务借助于巴西当局的武装威逼，还强制侯法曾、王唯真、王治、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同他们“个别谈话”，使出了威逼利诱、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法。张行知总是无耻地说：“不要回大陆吧！”“台湾非常欢迎你们！”“美国朋友说，你们到美国避难，不胜荣幸！”他在和我们的同志“个别谈话”时，总是在这个人
面前说那个人已经“坦白”了，在那个人面前说这个人已经“坦白”了，还说什么“你的问题不大，其他人问题很严重，你要同他们划清界限，别受牵连”。美蒋特务满以为这一套可以分化我九位同志，引诱他们背叛祖国，可是，他们得到的只是毫不留情的斥责和唾骂。
    在和王唯真同志“谈话”的时候，张行知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记者，你写的新闻都拜读过了，好极了，有才学。你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你应该写自传，我给你出版。你要是去台湾，前途无量。”王唯真蔑视敌人一眼，说：“蒋介石匪帮是我们手下的败将，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了！我们头可断，志不可夺。我们的人生哲学和你
们是格格不入的。”张行知威胁说：“可惜，你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幸要落在你头上！”王唯真同志正气凛然，说：“没什么了不起，顶多杀头！”
    美蒋特务又死皮赖脸地找上了鞠庆东同志。
    “鞠先生，听说您胃不好，要不要请医生看看？想吃什么吗？给你送点儿来，啊！？”
    张行知又受审了。鞠庆东同志问他是干什么的，张行知说是“翻译”。懂葡萄牙语的鞠庆东逼他讲葡萄牙语，张行知吐不出半句，又支支吾吾地说他只能讲英语。我们的同志问他是那国人，他一会儿说是“从马来亚来的”，一会儿说他是“巴西人”。张行知说的是中国话，却不敢承认是中国人。
    鞠庆东同志放声大骂国民党特务：“民族的败类，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着人民将来审判你们这些东西吧！”鞠庆东说。张行知一脸下贱相，连声说：“骂吧，骂吧！怎么骂都可以。我不生气，不生气。”
    张行知借巴西军官的手，塞给鞠庆东一张“意见征询录”，要他填写。张行知缠上来说：“这是巴西政府要你们填的，我可以对表上的问题做些解释。”鞠庆东同志指着张行知，质问巴西军官：“他是否可以代表巴西政府？”巴西军官一口说：“他不能”。鞠庆东同志乘胜追击，问道：“他是什么人？他有什么资格代表巴西政府说话，要我们填表？”巴西军官不敢说出他是什么人，只得无可奈何地说：“鞠先生，他们这个表嘛，你可以填，也可以不填。”张行知的诡计又一次被戳穿了。
    另一个回合是宋贵宝同志和张行知交手的。谈话一开始，宋贵宝同志就手指美蒋特务，骂道：“你是卖国贼！”张行知恬不知耻地说：“卖国贼？不，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中共地下党员哩！地下党员可以用多种方式帮助组织呀！”宋贵宝同志痛斥美蒋特务死不要脸，并且对他说：“和你谈话，不如对牛弹琴！”张行知接上说：“牛也知音，请
谈吧！”
    张行知对宋贵宝进行种种威逼利诱。宋贵宝同志横眉怒目，义正词严地说：“你妄想叫我出卖同志，背叛祖国，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又一个回合。张行知瞅见张宝生同志是最年轻的一个，一见便捧他说：“你这样年轻就能讲几国话，真了不起，了不起。这里的姑娘非常非常喜欢你，她们希望你留在巴西‘避难’！”
    张宝生气极了，放声骂道：“你们是祖国的叛徒！有金钱，有美女，你们就可以认帝国主义做干爸爸。狗眼看人低，你认错人了！”
张行知把桌子一拍，威吓说：“不留在巴西，就给你判刑，关你三十五年！”随后又诱惑说：“到那时，你已五六十岁，就算有了自由吧，可是青春年华没有了，是不是？！”张宝生同志无所畏惧，理直气壮地说：“巴西当局没有理由判我们的刑，它胆敢判决，必遭全世界人民反对。对我们说来，不要说是关三十五年，就是关五十年也不怕！”张行知又恶言诬蔑共产主义，说什么象张宝生这样的“年轻一代”，要学会“独立思考”。张宝生同志打断他的话说：“你睁开眼睛看看吧！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人心所向。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胜利。我们信仰共产主义，要我们改变信仰，是梦想！”
    在巴西当局和美蒋特务对我九位同志多次进行秘密“审讯”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同志一再提出强硬抗议，质问巴西当局为什么非法逮捕他们，为什么勾结美蒋匪帮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巴西当局始终不敢正面回答这些责问，巴西军警调查委员会的一伙人个个理屈词穷，始终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
    九位同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使敌人的“策反”活动遭到了彻底失败。
    九位同志打不垮，也腐蚀不了。这正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五、照妖记

到了这个时候，敌人眼睁睁地看着：严刑拷打，无效！绑架“策反”，不灵！九个中国人依然挺立不动，怎么办呢？
帝国主义的走狗巴西“猩猩”们，美制蒋记公司的特务分子们，一群妖魔鬼怪，终于祭起了诬陷和栽赃的法宝，把预定的“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的罪名，强加在我们九同志的头上，重演了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的丑剧。
演出的幕布拉开了。舞台就是里约热内卢阴森森的巴西监狱。
这天晚上，监狱办公室被强光灯照得一片惨白。与往常不同的是，办公室里安上了一部电视摄像机，电视摄像机前的桌子上，放着从我九同志那里抢来的“羚翘解毒丸”、“仁丹”、“一片丹”和针灸用针，以及中国人员为开展贸易和新闻报道业务用的钱。
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瓜纳巴拉州州长拉瑟达手下的特务头子博希斯，今晚亲自出场当导演。这时，他带着喽啰们，站到电视摄像机前,狂喊乱叫：“把中国人带上来！”
一群端着枪的警察，押着我九位同志进了“电视室”。一个特务神气活现地走到镜头前面，张牙舞爪，公然扯谎，欺骗巴西人民：“诸位观众注意，这就是九个中国间谍！”
这个特务从桌上一会儿抓起“仁丹”，一会儿捡起针灸用针，一会儿抖动一叠外币，煞有其事的说：
“这些就是中国间谍的毒药、毒针，是用来谋杀巴西军政要人的。这些外币嘛！对啦，就是他们进行间谍活动的经费！”
“……”
我们九位同志看着敌人在做戏，觉得又好笑，又气愤。王耀庭等同志机警的商量了一下，决心要在电视观众面前，同敌人展开面对面地诬陷和反诬陷的斗争。
“同志们！敌人在哪里挑衅，我们就在哪里反击！”
“敌人在哪里造谣，我们就在哪里辟谣！”
“抓住机会揭露敌人！”
九位同志当时决定，让会讲葡萄牙语的张宝生同志，当场戳穿敌人的无耻诬蔑。
只见张宝生同志一个箭步，冲到电视摄像机前。他操着流利的葡萄牙语，义正词严，大声揭露“猩猩”们勾结美蒋特务迫害我们同志的罪行。
这突然出现的场面，吓得特务、打手们一时不知所措。当张宝生同志讲到敌人企图把他们绑架到台湾去的时候，站在他背后的特务头子才探出脑袋，哭丧着脸说：
“谁要绑架你们去台湾？”
张宝生同猛转身，指着那特务头子的鼻尖，厉声喝道：
“就是你们!”
这突然的惩罚，象声炸雷，震得特务们目瞪口呆。那个特务头子，过了好一会，才连连发出狂叫，命令他的喽罗们赶快收场。
可是，刚才那场绝妙好戏，已经和广大的观众见了面。
同敌人的愿望相反，他们玩弄的电视宣传，不仅没有欺骗了巴西人民，反而自己出了洋相。以后被捕入狱的巴西难友告诉我们的同志：“那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你们怒斥‘猩猩’，揭露他们的罪行，真是好得很，好得很！”
这是我九同志同敌人进行反诬陷斗争的一个序幕。
一九六四年五月上旬，我九位同志被捕入狱已有三十多天，巴西当局还是拿不出任何一件证据，无法说明我九位同志进行了“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没有证据，怎么能逮捕人，又怎么能加罪于人呢？“猩猩”们发了慌，美蒋特务急得团团转，最后决定使出他们拿手的一招：伪造证据。
果然，在五月八日，巴西当局打出了两张“王牌”——一只美制无声手枪和一封所谓从瑞士寄来的“密信”。
当天下午，巴西军警调查委员会的上校弗朗萨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大叫大嚷，说什么“从中国人的汽车里搜出了无声手枪”，说什么“从中国人的手电筒里搜出的信，是搞‘间谍活动’的密令，信是从伯尔尼寄给在巴西的王同志的”。
五月九日，谎言在里约热内卢满城飞。许多巴西报纸登出了美制无声手枪和假信的照片。当天晚上，瓜纳巴拉州的特务头子博希斯，拿着无声手枪在电视节目里又作了一次“精彩表演”。
好一个奇闻！我九同志被捕的当天，他们的公寓经过整天的搜查，我们同志的衣服、鞋袜，甚至头发和牙齿，也都被检查遍了。就是那个博希斯，曾在当天公开承认，在中国人的住所“没有发现任何涉嫌的物证”。而现在，我们同志被捕三十五天之后，巴西当局顾不得栽赃手法的拙劣，突然宣布搜出了无声手枪和“密信”，并且凭着这两件假证据，在五月十八日，卑鄙地宣布对我九同志实行所谓“预防性逮捕”。
为了欺骗巴西人民和世界舆论，巴西当局又勾结美蒋特务，对我九同志开始了漫长的秘密审讯，妄图用所谓“神经战术”，逼我们的同志认脏。
一天下午，几条大汉把王耀庭押进了审讯室。他刚进门，只见好久没有露面的美蒋特务张行知，皮笑肉不笑，又摇晃过来了。
“哈哈哈，王大哥!……”
“狗特务又来做什么，快给我滚开！”
张行知眯着眼，缠上来说：“我这里有封信，上面写着姓王的，也许是你的吧！”
王耀庭同志看透敌人又在玩弄新把戏，厉声回击道：“信，谁的也不是，是你们伪造的！告诉你们，想拿这样的东西来陷害人，办不到！”王耀庭说完，转身就往门外走。
张行知讨了个没趣，自我解嘲地说：“问题不是解决了吗？既然不是你的信，就算啦！”狗特务就这样赶快给自己收了场。
又一天，“猩猩”们再一次把王耀庭带进审讯室。敌人一开始就拿出假信诬赖说：“这是你的信！是从你们汽车里翻出来的！”
王耀庭理直气壮的斥责道：“我们的汽车在四月三日就被你们非法没收了，至今已经几十天。你们这样伪造假证栽赃，可耻！可悲！”
敌人又把王唯真押到审讯室纠缠。这一回，敌人的“神经战术”换了新花招。他们拿出假信来，把信的中间部分盖住，只露出了信头和信尾。信头写着“王同志”三个字，信尾是“陈同志”三个字。敌人狡猾地说：“你来看，这信是给你的，还是给谁的？”
王唯真看到信尾上写着“陈同志”三个字，便抓住了敌人的尾巴，随即给了一个迎头痛击。他说：“你们伪造得太不高明了！中国人写信署名，哪有自己称呼自己是同志的？你们问信是谁的，告诉你，是你们的，是美蒋特务帮你们伪造的！”
“猩猩”们象挨了排炮弹，一时茫然对顾，哑口无言。
敌人仍不死心，在另一次审讯中，他们咬定说，那封信是王唯真化名写的，还要王唯真在信上写下他的名字，妄图迫使他认下这桩脏。王唯真怒气直冲，高声斥责道：“岂有此理！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封信的发信日期是三月份，当时我在里约热内卢，我怎么会跑到瑞士去发信？”王唯真同志还指着巴西军警调查委员会的一名军官，严词责问道：“你们为什么干出这种可耻勾当？你们一再栽赃害人，这难道就是你们巴西的民主吗？”
那名军官做贼心虚，怕他们的马脚越露越明显，连忙打起退堂鼓，说：“你不愿写名字，就不写吧！反正我们会找别的人去写。”
这一回，敌人又找上了王治同志。敌人拿出一封信，上面写有“留交王治同志收”的字样。
“这个王治不就是王先生吗？”敌人神气活现，满以为这一下可以使得我们的同志奇冤难雪，有口难辩。
王治同志冷笑一声，放声喝道：“王治这两个字，美蒋特务也会写。不用多讲，这分明是栽赃害人！”敌人看见啃不动他，便狼狈败逃了。
后来，巴西军警调查委员会的一个军官，又拿出那支美制无声手枪，轮番地吓唬王唯真、王治和鞠庆东，要他们说出手枪是谁的。王唯真、王治和鞠庆东同志又狠狠地揭露了敌人卑鄙的栽赃手法，对敌人提出的污蔑性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给顶了回去。他们向敌人说：“要问手枪是谁的，你们比我们更清楚，那就是你们的，我们根本没有这东西！”
敌人眼看着再缠下去什么也捞不到，不得不拿起手枪，往自己的皮包里一塞，拔脚就走，并且自我招认说：“不是你们的，是我的。”
巴西当局和美蒋特务，挖空心思给九个清白的中国人栽赃抹黑，不仅丝毫无损我九位同志，反而在巴西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留下了一个大笑柄。人们讽刺说，把中国人抓进监狱三十五天，才从汽车里搜出一支手枪和一封信，再过三十五天，他们岂不是还可以从汽车里搜出机关枪、大炮、坦克和原子弹吗？
巴西当局的栽赃阴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终于破产了。但是，他们以后又扬言：“在法庭审判的时候，将宣布惊人的罪证。”我们的同志笑笑说：“那就等着瞧吧！”
我们九位同志在狱中取得反诬陷斗争的初步胜利后，斗志更加昂扬。他们在黑牢里向平托律师提供了十余万字的材料，准备走上法庭，给美帝国主义和巴西“猩猩”们以更有力的打击。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六、第二次绝食斗争
    亲爱的读者，在我们向你诉说王耀庭等九位同志另一段可歌可泣的斗争经历之前，请先读一读他们写给祖国人民的一封诀别信，以及他们当中两位同志写给自己亲属的两封遗书。
    亲爱的祖国人民、亲爱的党和毛主席：
    远在他乡异国监狱里的你的儿子们，给你写下最后的几个字，向你告别。在黑暗阴森的牢狱里，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在敌人严刑拷打时，你给我们无穷的力量，使我们没有在暴力面前后退一步。在秘密“审讯”室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和挑拨离间，没有玷辱祖国的荣誉。现在，为了维护亲爱的祖国的尊严，我们准备牺
牲生命，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
“亲爱的xx：
在当前最重要的时刻，我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如果我一旦牺牲了，希望你好好教养三个孩子，让他们长大成人后，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做一个优秀的革命**。”
“亲爱的xx：
敌人迫使我们分手，如果我为国牺牲了，希望你更勇敢些，继续前进，重新安排生活。并且请你告诉年老的妈妈和小弟弟，我是为了维护祖国的荣誉而牺牲的，请他们不要悲伤。我们唯一的女儿小梅长大了，你要告诉她，爸爸是怎样被敌人迫害死的。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没有向暴力低头，没有后退一步。”
    我们的九位同志，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他们都热爱生活，热爱祖国，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前景，更充满了无限信心。那末，他们为什么又在敌人的狱中写下这样的绝笔书呢？
当时，我九位同志已经粉碎了敌人的绑架和策反等种种阴谋。敌人对九个中国人宣布实行的所谓“预防性逮捕”已过了两个半月。按照巴西“法律”，实行“预防性逮捕”的两个月之内，必须提出“调查报告”，如果提不出“调查报告”，就应该立即宣布释放，而这时“调查报告”迟迟不见提出，释放的消息更是杳无音信，敌人对我九位同志的造谣污蔑却还在继续进行………。
当时，巴西政局正在更加向右逆转。种种政治迫害正在疯狂地继续。成千上万的普通巴西人继续被逮捕。监狱都被塞满了，一些船只居然被用来当监狱，一些海岛被武装军警围了起来当监狱……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同志警觉地意识到：敌人正在酝酿着更大的迫害阴谋。情况是十分险恶的。
“怎么办？难道听任敌人摆布吗？！”
不！同志们利用一次狱中“囚犯”们到牢房外面晒太阳的机会，严肃地商量了对策。
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巴西士兵在四周巡逻着，我们的同志三三两两，压低嗓音，机警地、简短有力地交换着意见：
“共产党人绝不能停止斗争！”
“堂堂中华儿女决不能任人摆布！”
“我们要主动出击，同敌人斗到底！”
是的，要斗！斗争就是幸福！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没有斗争就不能变被动为主动，没有斗争就不能变劣势为优势，没有斗争就不能化死为生，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
于是又一次绝食斗争在秘密酝酿着：
“敌人是纸老虎，没有什么了不起。什么严刑拷打，什么绑架、‘策反’，不是都给我们顶回去了吗！”
“这次绝食，可能迫使敌人退却，但我们也必须准备做出最后的牺牲！”
“我们活着是为了斗争，牺牲也是为了争取自由。我们要用绝食来换取祖国的荣誉和胜利！”
就在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指引下，同志们再一次向巴西当局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向巴西舆论界发出了呼吁，同时写下了给亲属的遗书和给祖国人民的诀别信。
当同志们一个个在给祖国人民的诀别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人人心里充满了无比的自豪。
反动派到底是经不住斗的！八月十日，巴西当局不得不慌慌张张地抛出一个充满捏造和谎言的所谓“调查报告”，向军事法庭提出“起诉”了。同志们一致决定：暂缓绝食，上法庭去，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公开斗争！
但是，正因为同志们早就做好了不怕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在法庭审判期间，当着敌人又打算施展出更加毒辣的阴谋时，他们就立刻给予了最坚决的迎头痛击。
这是一九六四年的十一月十一日。
这天，时钟已敲过十下，太阳正移向顶空，巴西陆军监狱里还是静悄悄的，迟迟不见狱中警察前来打开沉重的牢房铁门。九位同志经过多次斗争，争得了每天可以到牢房外面晒一次太阳的权利。今天，规定的时间早已过了，为什么还不见动静？
      “难道果然要发生新的变故吗？”九位同志每个人都感到，又一场严重的斗争来临了。
    不出所料，不常出现的监狱指挥官，一个秃顶、中等身材、满脸奸诈的家伙，突然来到牢房，隔着铁门向我九位同志吼叫：“立刻准备转移！”敌人当场要把我九位同志分成三个组，每三人一组，除一个组留在原来的监狱，其他两个组立刻押送到另外两座军事监狱。
    我九位同志立即断定：巴西反动当局使出的这个新花招，显然是企图割断我们同志之间的联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甚至下最后的毒手。
    面对着敌人这个新的毒辣阴谋，我九位同志当场宣布再一次集体绝食，给予敌人最坚决的回击。当他们被迫分开的时候，在敌人的牢房中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的我九位同志，一再互相拥抱、亲吻，互相勉励同敌人斗争到底，宁死不低头。
    在敌人的三座军事监狱里，我九位同志同时展开了绝食斗争。
    过去七个月的监狱生活，九位同志已经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这次绝食开始以后，他们的身体受到更大的损伤。那时候同志们的绝食每持续一个小时，他们的体力就需要付出多大的消耗啊！
但是，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同志们的意志却无比坚强，充满了无限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胜利的信心：
“我们为了祖国的荣誉，承受这种考验，是一生中最光荣的事情。”
“敌人表面凶狠，实际虚弱。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一定胜利。”
    也就在这样的时候，一些反动的巴西军官，恶意地拿来鸡、肉、火腿、苹果和巧克力糖，一再引诱我们的同志放弃绝食。有些军官，还故意拿着鸡腿，在我们的同志面前大啃大嚼。他们一边吃，一边无耻地说：
      “好香呀！好甜呀！上帝造人就是要吃饭嘛！”
      “你们太傻啦！饿坏了身体，还不是自己倒霉！”
    这些卑劣的诱惑，丝毫也动摇不了九位同志的赤胆忠心。他们冷眼横扫敌人的种种丑态，心里想到的却是：
“我们几个人牺牲了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致死维护住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敌人从我们身上捞不到任何东西，得到的只是我们的尸体，这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祖国人民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九位同志一遍又一遍重温着毛主席《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说过的这些话，身上增添了无限的力量，艰难的绝食斗争一天又一天地坚持住了！
    我九位同志的坚持绝食，再一次使巴西当局慌了手脚。也就在这个时候，巴西和全世界公正舆论对巴西当局的谴责，一浪高过一浪。
敌人看到我们的同志斗争如此坚决，预定的迫害阴谋始终没有敢于继续施展出来。
    这样，我九位同志历时五十多个小时的第二次绝食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又一次迫害阴谋，取得了胜利。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七、我们是审判者
  
  
即将开庭的巴西军事法庭，军警密布，四周一片死寂。只有庭警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不时打破那沉闷的气氛。
    忽然，一个正义的声音从这里响起，冲出法庭，越过高墙，从里约热内卢飞向整个巴西，飞向全世界。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来受审判的，而是为了向巴西和全世界正直的人们以及公正的舆论界，揭露一个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政治迫害案……
    “我们希望巴西和全世界知名人士和舆论界，对我们的正义斗争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洗雪我们正在遭受的冤枉，恢复我们的自由和名誉，以便我们能够早日返回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受难异国半年之久的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王治、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九位同志，在粉碎了敌人的绑架和策反阴谋，对敌人的诬陷和栽赃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地斗争之后，又在敌人的法庭上昂首挺胸，以审判者的姿态，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发表了这份金石般铿锵的声明。
    事情是再明白不过的。巴西当局上演“审判”的丑剧，其目的就是要作出罪恶的判决，借此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破坏中国同巴西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之间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华阴谋效劳。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九位同志愤慨地责问道：“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我们为什么要受审？”
    “不，我们不是受审者，我们是审判者！”
   “敌人一无证据，二无道理，法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我们要昂然登上敌人的法庭，在法庭上揭露敌人，谴责它们的罪行，要把法庭作为继续进行反对政治迫害的斗争场所。”
    就这样，我们九位同志好似九只雄鹰，兀立山岗，看狐鼠乱窜，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在军事法庭上给了敌人以强有力的回击。
    此刻，在黑暗的牢房里，我九位同志围在一起，正在起草准备在敌人法庭上发表的第一个声明。这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肩负着重担，一定要在最关键的时刻维护住祖国的荣誉和尊严。他们说：“中国人民早已站起来了。他们任人宰割、任人凌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祖国的九个受难的儿子，只有维护她的荣誉和尊严的义务，而没有玷辱她的权利。”声明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定稿了。懂得葡萄牙文的张宝生同志和鞠庆东同志，照着它一份一份地用手抄了出来，一共抄了六份。
    十月十二日，巴西第一军区第二军事法庭开庭之前，九位同志通过自己的辩护律师、七十二岁的苏布拉尔•平托先生，向在场采访的新闻记者散发了四份声明，还将一份递交给军事法官。
    第一次开庭那天，九位同志象战士奔赴前线，个个精神抖擞。出庭之前，他们刮净胡须，梳了头，穿起那件虽无条件洗烫、但保存尚好的外衣，沉着地走上押送他们去法庭的囚车。那时，法庭四周站满军警，个个端着枪，如临大敌。九位同志下车后，向他们扫视一眼，若无其事，堂堂正正地迈进法庭。被告席正对法官，九位同志坐在那里，昂首挺胸，表情严肃。法官们心里有鬼，虽然装得神气活现，可是不敢正视他们的“犯人”。
   从一开始，法庭就剥夺了九位同志发言的权利，自始至终不准他们进行自我辩护。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九位同志先后发表集体和个人的书面声明九篇，揭露和控诉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的罪行。
    九位同志同自己的辩护律师平托先生密切合作，针对敌人对他们的污蔑，向老律师提供了十多万字的说明事实真相的材料。平托律师根据这些材料写出了长达五十一页的辩护词，提出了一百八十二项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论证，充分说明我九位同志清白无辜，要求法庭立刻宣布他们无罪。平托律师指出，逮捕九个中国人，完全是一个国际政治迫害阴谋，军事法庭审判的，完全是一个“靠谎言产生、靠欺骗维持的案件”。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到十二月下旬，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中，敌人一共开庭七次。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审判者”在法庭上的行为，是怎样穷极无聊、百般出丑；他们又是怎样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变成了可怜的被告，受到了我九位同志和辩护律师的严正审判。
在法庭上，巴西当局提出的“起诉书”和他们搬出来的一切“证据”，都是荒谬加愚蠢的混合物，令人捧腹不止。他们在法庭上拿出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开发行的古巴民兵照片，说什么中国人企图在巴西搞武装颠覆。他们拿出在巴西书店里公开出售的巴西地图，说什么中国人早就在研究巴西地形，要在巴西搞游击战。他们拿出新华社向各国报刊公开介绍的中国古代火箭照片，说什么中国人正在研究一种新式的鸟形火箭，企图毁灭整个巴西……。巴西当局自己打出的“王牌”——美蒋特务制造的所谓从瑞士来的拙劣假信，所谓中国人搞暗杀用的无声手枪，到这时候，他们自己也不敢再拿出来了。
     “证据”不能成立，他们又召来了五名原告“证人”把实现诬控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第一个证人出庭了，他是新华社巴西分社的女工。检察官劈头就问：“中国人回国时是否带着情报回去？” 女工答：“他们回国时和来的时候，只带很少的行李，没有看见过什么情报。”又问：“是否经常有共产党人来找中国人？”答：“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这时，警察带上来一个巴西人，说他是搞地下暴动的领导人。检察官指着这个人向女工问：“他到过中国人住的那里没有？”答：“没有。”又问：“中国人平时办公，房门是不是关着的？”答：“是关着的。”问：“是不是不许你进去，进去前要不要通报？”答：“我可以进去，也不要通报。”检察官半天也没有弄到一句对他有用的话，显得十分狼狈，便说：“不管怎样，他们的门是关着的，对吧！”检察官企图这么含糊地混过去，不料平托律师站了起来。
平托律师问：“你过去给别人当女工时，人家是否也关着门？”女工回答：“是的，都关。再说，我自己也经常把门关着，怕厨房里的烟跑到他们房里去。”平托律师又问：“你看没看到中国人有过什么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答：“我从来没看到过。我对这个也没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早些做完工作，早些回家。”
第一个原告证人就这样证明了“被告”没有任何颠覆和间谍活动。平托律师据理责问法官：“你们想给中国人判刑，我看你们凭什么来判？！”
第二个证人是新华社巴西分社的门房工人。法官问他：“你看见中国人搞间谍活动没有？”他答得很干脆：“没有！”法官不禁一愣，随后又故作镇静地问：“你知道中国人烧过纸没有？”连着问了三遍，这位工人都说没有。法官又问：“你见过中国人的办公室里有过集会没有？”他答：“我从来不进中国人的房间，不知道！”法官听到这里，气急败坏，摆一摆手说：“那你就走吧！”
第三个证人是新华社巴西分社住所大楼的房产管理人。他一来，法官和检察官显得神气了不少，原来他们是把他当作原告证人中的“王牌”的。法官问他：“你知道中国人经常开什么会呀！有什么间谍和颠覆活动吗？”这位房产管理员回答道：“说老实话，中国人刚来不几天，警察局有个叫罗索的密探就找我谈话，让我监视他们。可是，我没有看到过什么，要是有，我不早就报告了吗？”法官和检察官原来得意的不行，这一来，他们象跑了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
第四个证人是住在我贸易人员楼下的一个女邻居。出庭之前，巴西军警调查委员会曾把她叫去谈话，她说她看见过在中国人住的大楼的窗子前面，有一个胶卷燃烧过。检察官认为这是中国人进行非法活动的重要证据，因此叫她到庭作证。检察官问她：“是你看到过中国人烧了胶卷吗？”她说：“是的，我看到过一个烧着的胶卷从楼上落下来，是从中国人住的方向落下来的。”平托律师插上去问她是哪一天看到的。她回答说：“四月四日。”我贸易工作人员是四月三日被非法逮捕的，检察官这时着急地说：“不对吧！上次你不是说在中国人被捕当天看到的吗？”女证人反驳说：“那是你们故意写错的，我明明讲的是第二天。”检察官本来做贼心虚，女证人当庭这么一说，弄得他瞠目结舌，一时嘟嘟哝哝，半天不知说什么才好。
下面的一幕奇妙好戏，是第五个原告证人、一个曾来过中国的巴西反动商人表演的。他居然在法庭上说，中国人就是搞颠覆活动的，因为他曾经听说过，中国曾派贸易代表团颠覆过阿尔巴尼亚！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全世界谁不知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最亲密的兄弟之邦呢！巴西的法庭上是不准人随便笑的，可是这个角色的愚蠢独白，当时引得哄堂大笑。
平托律师当场问那个商人：“你以前就认识这九个中国人，知道他们的活动吗？”他被问得窘态毕露，大发牢骚说：“天晓得！为什么要我来作证，我从来就不认识这些中国人。”
就这样，原告“证人”实际上都证明九个中国人无罪，变成“被告”的证人了。而在这同时，有十七位巴西人士，其中包括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却冒着丢饭碗和被捕的危险，出庭为九个中国人作证，证明他们无罪。前总统夸德罗斯也向报界发表声明，表示法庭如果传他为中国人作证，他愿意出庭。他还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证明中国人到巴西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是经他批准的。
通过这几个回合的斗争，广大的巴西人进一步了解到，巴西当局指控中国人的罪名是伪造的。巴西检察官也曾私下说：“这个案子很棘手。但是为了巴西军队的‘名誉’，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干下去。”
第六庭，是唯一允许九位同志答话的一庭。我们的同志利用这个机会，又狠狠地惩罚了敌人。法官问九位同志：“你们在被捕前是否精神紧张，是否有不安全的感觉？”我们的同志抗议他们这种无理挑衅，反问道：“我们的行为光明磊落，有什么不安全？你们问这些与本案有什么关系，问这些干什么？”法官不吭声了。法官问王唯真，但只问了不到三分钟就算了事。王唯真问法官：“我还没有讲话，怎么就完了？”法官只好让王唯真讲话。王唯者昂首站立，逼视法官，高声说道：“你们假造罪证，卑鄙栽赃，我们讲过的话，你们没有全部记入案卷，只记你们愿记的东西，我们要抗议！抗议！”法官低着头，胡乱地把卷宗翻来翻去，不敢正面回答。
法官急于遮羞，连忙问张宝生同志。会葡萄牙文的张宝生同志理直气壮地指出，法庭案卷中的一段文字：“收到北京指示电报，要改换线路，以便收发秘密情报”，这是无耻的捏造和诬陷。他当场要求立即同国民党的特务翻译对质。法官手足无措，当场问国民党的特务翻译到底是怎么回事。国民党特务翻译见我九同志正气凛然站在法庭上，不敢胡说，红着脸承认他歪曲了原意，说：“这是个原则性错误。”法官连忙打掩护说：“这个不算，这个没有关系，重新翻译一个就是了！”张宝胜同志接着责问道：“什么没关系？就是因为这些谎言和捏造，你们已经关我们八个月了。这是为什么，应该怎样处理？”检察官和法官窘脸相顾，无以对答。
“审判者”就这样受到了无情的谴责和正义的审判。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迫害九名中国人员的案情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现在，人们要看一看巴西当局上演的丑剧到底怎样收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巴西第一军区第二军事法庭第七次开庭，演出了最后一幕滑稽戏。
“开庭！”
只见蜷缩在法庭前右角的军事检察官鲁邦斯•皮涅伊鲁，神气十足地站了起来。这个巴西当局的代言人，早就扬言要在这天“拿出惊人的证据”。可是，他一开腔就声明说：“诸位！今天我不准别人打断我的话；别人发言的时候我也不准备辩论，因为我早就声明，我已放弃了辩论权！”这个开场白，一下引起全场大笑，人们议论说：“检察官先生太心虚了！”
就在这位检察官发言之前，平托律师首先向法官提出：“检察官有三小时的发言时间，我给九个中国人辩护，只有一个半小时，这太不公平！”他要求法官增加作辩护发言的时间。
在其他在场律师的声援下，法官终于同意了平托律师的要求，但法官同时宣布：“检察官今天的发言，也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
法官这个突然做出的决定，恰恰给了检察官一闷棍。一位检察官既没有道理，也没有证据，实在没有那么多话可说。
现在，正在发言的检察官先生，心如火燎，像害了热病似的，头上挂满了大颗大颗的汗珠子。他为了拖延发言的时间，一会儿慢慢腾腾地摸摸它带来的大牛皮纸口袋，一会儿又跑到别的桌子上去“查”案卷。说来说去，总是那几样荒谬绝伦的旧货色。他亮出的惊人“证据”，也只是在巴西书店里可以买到的巴西地图，新华社向全世界发行的古巴民兵照片。他瞪大眼睛，硬要人们相信这就是中国人进行“颠覆活动”和“间谍活动”的“证据”。因此，他提出要求给每个中国人判二十三年的刑。
“唉！太缺乏说服力量！”
“这种巴西地图，我家里也有！”一个英国记者也感到不平。
七十二岁的平托老律师精神抖擞地站立起来。这时，他手里又掌握了我九同志临时提供的大量辩驳材料。老律师对着检察官和法官，慷慨陈词：
“我当了五十多年的律师，从来没有看到这样毫无根据的陷害人。你们这些堆积如山的所谓‘罪证’，是我生平见到的最可耻的东西。”
“这个案件的事实已经很明白，巴西的舆论也很清楚。现在的问题不是你们不懂得怎样判，而是你们不知道如何向你们的上司交待！”
“……”
平托律师得到我们同志的提醒,他在发言中间突然走到法官的面前，从法官桌上杂乱的案卷中找出王耀庭、宋贵宝、马耀增同志的护照来，当场质问检察官：
“你们说他们三个人在一九六三年到过米纳斯州会见银行公会的领导人，你看看他们的护照，他们一九六三年还没有来巴西，又怎么能够到巴西的米纳斯州去进行颠覆呢？”
检察官竟无赖地说：“我不管那些，反正我们的报告材料里这样说过。”
这时，全场发出了长久的哄笑。
平托律师又质问检察官：“你说张宝生到过意大利，你有什么证据？”
检察官被逼又从牛皮纸口袋里抽出一册画报来，指着它结结巴巴地念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你看，这上面有张……”他念不下去了，又接着耍赖说：“中国人的名字好难念呀！不管怎样，只要有两个字的拼音相同，这就是张宝生！”
“哈哈哈……”全场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诸位，安静！请你们再来看看这六个箱子。”检察官指着箱子说：“这里面装的都是中国人的‘罪证！’他要人看，却不敢打开箱盖。一个律师走过去打开箱子，许多人挤上来看“秘密”。呀！原来尽是巴西书店里公开卖的书，还有一些邮票！在场的一个律师看了以后说：“这样的证据怎么能够说服人哩！”
至此，结论已十分清楚：真理战胜了谎言，正义战胜了邪恶。
但是，军事法庭不宣判，怎样向它的主子交账呢？他们最后被迫取消了九位同志的所谓“间谍活动”罪，但仍然专断地以什么“颠覆活动”罪名，判处我九位同志每人十年徒刑。判决宣布后，人们议论说：“这是早已决定的，也是早已料到的。”
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九位同志再次发表书面声明，提交军事法庭常设委员会。声明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辜公民强烈抗议你们委员会的无理判决……这个判决将作为以政治偏见来掩盖确凿事实和巴西国际声誉上的污点，而载入国际关系史册。
“我们宣布：我们要为正义、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证明我们的清白无辜而坚决斗争到底。
      “一切不抱仇恨和偏见的人宣告我们绝对无辜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尽管巴西当局作出了自己的无理判决，可是在巴西和全世界，却有同巴西当局完全不同的判决。许多巴西正直的人士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有的说“他们为国内‘猩猩’们的丑行感到羞愧”，有的说巴西当局的行为“已使巴西的名誉扫地”。国际律师团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九名中国人在法律上是完全无罪的。他们所受的不是审判，而是迫害。”世界上许多公正的舆论指出：“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制造的这个拙劣的政治迫害阴谋，是希特勒制造的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再版。”
    这就是世界正义力量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