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的41名黄埔生：仅8人建国后授将帅衔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中共和苏俄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军校在支援群众运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井冈山斗争时期，罗霄山脉也驰骋着一批黄埔军校生。因为接受了正规的军事政治训练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其中不少人在校时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还经受过北伐战争炮火的洗礼，因而，成为井冈山上革命队伍中的军事骨干。
   
    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生
   
    根据现有史料考证，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红军官兵中，可以确定的黄埔军校生就有41人，他们是卢德铭、张子清、余洒度、苏先俊、伍中豪、徐彦刚、陈浩、陈毅安、张宗逊、谭希林、陈龙鹤(朝鲜人)、范树德、曾士峨、游雪程、刘型、王良、陈伯钧、吕赤、徐恕、黄子吉、王尔琢、王展程、朱云卿、杨至成、刘之至、林彪、唐天际、戴诚本、肖劲、朱舍我、段辉唐、袁崇全、陈东日、邝■、李天柱、陈俊、曹福昌、刘铁超、资秉谦、邓萍、贺国中等。
   
    此外，参加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下称“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但没有上井冈山的黄埔军校生还有钟文璋(黄埔二期，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秋收起义后失散)、陈树华(又名陈明义，黄埔四期，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处长，因负伤脱队失去组织联系，后加入国民党)、李腾芳(黄埔四期，湘南暴动时在耒阳牺牲)、黄瓒(黄埔四期，秋收起义时在金坪阻击战中牺牲)等。
   
    黄埔军校生的来源
   
    第一批也是最早一批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生，来自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安家井冈山，部队中黄埔军校生包括卢德铭、张子清、余洒度、苏先俊、陈浩、伍中豪、徐彦刚、陈毅安、张宗逊、谭希林、陈龙鹤、范树德、曾士峨、游雪程、刘型、王良、陈伯钧、吕赤、徐恕、黄子吉等20人，占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生的近半数。
   
    第二批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生，来自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的部队，包括王尔琢、王展程、朱云卿、杨至成、刘之至、林彪、唐天际、戴诚本、肖劲、朱舍我、段辉唐、袁崇全、陈东日、邝■、李天柱、陈俊、曹福昌、刘铁超、资秉谦等19人。
   
    第三批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生，来自平江起义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转战到井冈山的红五军部队，包括邓萍、贺国中2人。
   
    从毕业的时间来看，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生，黄埔一期的有王尔琢、张子清、陈浩、袁崇全4人；黄埔二期的有卢德铭、余洒度、邝■3人；黄埔三期的有苏先俊、朱云卿、刘之至、肖劲、陈东日、刘铁超6人；黄埔四期的人数最多，有伍中豪、陈毅安、范树德、吕赤、徐恕、黄子吉、王展程、林彪、唐天际、李天柱、陈俊、曹福昌、资秉谦13人；黄埔五期的有张宗逊、陈龙鹤、杨至成、贺国中4人；黄埔六期的有谭希林。
   
    红色土地上，献出年轻的生命
   
    在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黄埔军校生们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建设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不少人在井冈山这块红色土地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永远长眠在这里。
   
    卢德铭，是经孙中山亲自面试而入黄埔二期的高材生。在北伐战争中，先后升任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第七十三团参谋长、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后率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并任起义部队总指挥。25日，部队在江西萍乡芦溪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卢德铭为了掩护部队撤退而牺牲，年仅22岁。
   
    张子清，曾任黄埔军校第三分校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副营长。1927年，随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来到井冈山。在策应朱德部队上井冈山时受伤，因伤重不治，后病逝于江西永新。
   
    王尔琢，曾任北伐军代师长，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与陈毅协助朱德收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后与朱德、陈毅发动湘南起义，率部队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1928年“八月失败”后，从湘南回井冈山途中，因想追回被叛徒带走的队伍而倒在叛徒袁崇全的枪口下，年仅25岁。
吕赤，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八连连长。三湾改编时任军官队队长。随军上井冈山后，任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大队长。1928年2月在井冈山因手枪走火牺牲。
   
    肖劲，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后跟随朱德上井冈山，担任二十八团三营营长。1928年6月23日，在龙源口战斗中，攻打老七溪岭时冲锋在最前面，不幸被流弹击中腹部，但他不顾伤痛，顽强率部继续冲锋，壮烈牺牲。
   
    资秉谦，湘南起义后跟随朱德上井冈山。朱毛会师后担任红军连长。1928年6月23日，在龙源口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献身。
   
    王展程，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1928年4月随朱德上井冈山。朱毛会师后，任红四军二十八团参谋长。1928年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第四、第五纵队上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王展程调红五军教导队任军事教员。第三次反“进剿”失利后，王展程随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突围。在遂川县大汾圩遭到敌军伏击，整个部队被打散，王展程夫妇也与红五军失去联系。在湘赣边界小镇戴家埔被地主武装“挨户团”抓获，惨遭杀害。
   
    贺国中，1928年7月22日，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组织领导了平江起义，担任红五军军委委员兼第七团副团长。之后任红五军第七团党代表。1929年6月下旬，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攻取安福县城。贺国中冒着枪林弹雨，率部强攻，不幸头部中弹，英勇牺牲，年仅25岁。
   
    刘之至，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参谋长，4月随朱德上井冈山。5月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团团长，6月任二十九团参谋长。1929年1月，红四军下山前夕，刘之至调到红五军，协助彭德怀留守井冈山。7月，在攻打安福县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邝鄘，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4月底转战井冈山。5月4日，朱毛会师宁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邝鄘任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5月下旬，三十四团组成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回耒阳开辟游击根据地，邝鄘任司令员。6月5日，不幸被捕后遇害，时年31岁。
   
    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生中，有半数以上血染沙场。其他的还有：1929年10月在长沙识字岭被杀害的红四军三十五团副团长曹福昌；1930年3月在攻打澄江战斗中牺牲的陈俊；1930年5月在率部攻打江西瑞昌城中弹牺牲的游雪程；1930年8月7日在进攻长沙战斗中牺牲的陈毅安；1930年9月在兴国高兴圩战斗中牺牲的曾士峨；1930年10月在安福献身的三十一团团长伍中豪；1931年5月在东固红军医院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的朱云卿；1932年4月在攻打漳州中牺牲的陈龙鹤；1932年6月在福建武平大禾圩遭敌阻击牺牲的王良；1935年1月攻打遵义城牺牲的邓萍；1935年6月在赣南突围战斗中牺牲的李天柱，1935年在江西靖安牺牲的徐彦刚等。
   
    艰苦的斗争环境下，少数黄埔败类叛逃
   
    在井冈山艰苦的斗争环境下，大浪淘沙，也有少数黄埔败类经不起考验，脱离革命，甚至为了贪图高官厚禄，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志、同学。
   
    余洒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后，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意见被否决后，跟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10月中旬，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水口脱逃部队。1929年10月辗转来到上海，对革命逐渐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最后脱离党组织。1931年11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余洒度投靠了蒋介石。1933年，被委任为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为了满足奢侈的生活，余洒度利用职权贩卖毒品，事情败露后，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苏先俊，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1928年1月，在岳阳被捕叛变，出卖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导致郭亮被捕牺牲。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苏先俊被处决。
   
    陈浩，黄埔一期；徐恕、黄子吉，黄埔四期。三人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分别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副团长、一营营长。1927年12月，在湖南茶陵湖口，因丧失革命信念，三人与参谋长韩庄剑阴谋叛变投敌，企图将工农革命军的一个营拉向国民党方鼎英的部队，但很快阴谋被识破。29日，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县砻市召开大会，处决了叛徒陈浩、韩庄剑、徐恕、黄子吉。

袁崇全，湘南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冈山。1928年5月，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八团二营营长。1928年7月下旬，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兵败湖南郴州，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没。在返回井冈山的途中，袁崇全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准备向敌刘士毅部投降。王尔琢和袁崇全是湖南老乡，又是黄埔一期学生第一队第二分队同学，他追到袁崇全驻地进行劝说，泯灭人性的袁崇全竟然对没有防备的王尔琢连开数枪。王尔琢当场中弹牺牲。袁崇全只带了几个人深夜逃走，投靠了赣敌刘士毅部。同年9月13日，红四军攻克遂川县城，在激战中击毙了叛徒袁崇全。
   
    范树德，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军法处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任中革军委总经理部部长。1935年春，任湘粤赣游击队支队参谋长，在湘南遭敌袭击受伤后脱离革命队伍，到国民党军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捕入狱。1975年3月特赦获释，随子迁往桂林居住。曾任桂林市政协委员。1989年病故。
   
    部分幸存者解放后被授予军衔
   
    从井冈山到瑞金，再到延安、西柏坡，最后走到北京，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在革命征途中，无数共产党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生解放后幸存的有8人，他们是林彪、杨至成、张宗逊、陈伯钧、唐天际、谭希林、刘型、范树德。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们中的前六人被授予了中将以上军衔。
   
    林彪，湖北黄冈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后随部队上井冈山。1932年后，曾任红一军团军团长、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参加了长征。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叛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
   
    陈伯钧，四川达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秋收起义。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出击，陈伯钧留在井冈山养伤，并协助红五军守山。1月下旬，被国民党军搜捕，押往吉安监狱，关了5个多月，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担任红六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长征。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4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
   
    杨至成，贵州三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1929年1月随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任红十二军副官长，后任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参加了长征。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秋收起义。1928年4月下旬，朱毛会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1935年起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红军大学参谋长。参加了长征。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
   
    唐天际，湖南安仁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跟随朱德上井冈山。1931年后历任红四军参谋处参谋、红五军团四十师政委、红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五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9年2月20日在北京逝世。
   
    谭希林，湖南望城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秋收起义。红四军成立后，先后任第三十一团一营副营长、代营长。1930年后，历任红二十一军参谋长、代军长，军委警卫团团长等职。参加了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0年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刘型，江西萍乡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秋收起义。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因转入地方工作，没有被授予军衔。历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农垦部副部长等职。1981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
   
    81年前，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危难之际，敢闯新路，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井冈山道路；书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篇章，孕育了带有原创意义的共产党人精神——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今天，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这座丰碑是由无数革命英烈的伟岸身躯奠基而成的，其中也包括当年浴血驰骋在罗霄山脉的黄埔军校生。

翌日一早，斯诺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那是一个农家院落的几间窑洞，门前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斯诺很惊奇，蒋介石悬赏8万银圆捉拿的周恩来就住在这样几间简陋的窑洞里，而且，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斯诺走进窑洞，发现周恩来正在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前俯身阅读电报、批阅文件。
   
    一阵简短的寒暄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公正、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这一切就足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方便来考察苏区。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采访，我们都欢迎。”
   
    斯诺说：“谢谢，是你们的事业吸引着我们，你们像一团谜一样，我可是想来揭开谜底的哟！”海德姆也说：“我们愿为中国人民正义的和平民主事业做一点努力，这也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愿望。”
   
    周恩来说：“谢谢！我相信，我们共同做出的努力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争取世界和平与民主。”
   
    斯诺用手指一下屋顶，笑着说：“是的，我已经看到红军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比如你住的这间小屋，就包围在农民中间，这是一间不怕轰炸的小屋！”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说：“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采访，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你来考察苏区，我们将给你提供一切帮助。”
   
    斯诺点点头。他对周恩来的真诚许诺感到惊奇和疑惑，原以为进入苏区采访，例如拍照片、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会受到一些限制。
   
    斯诺问周恩来：“请问，你们有无线电台吗？”
   
    “有啊！”周恩来诙谐地一边把桌上的无线电报拿起来，又放下推到一边说，“这都是蒋委员长送给我们的‘礼物’。南京早就想切断我们苏区与外面的联系，可我们从来没有给他们机会。我可以告诉你们，用这些缴获的电台，他们一次也没有破译过我们的密码。”
   
    “那么请问南京要进行第六次‘围剿’，你们有什么打算？”斯诺问。
   
    “我们红军不想打内战，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与国民党联合抗日，这样做并不是放弃革命，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革命。再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嘛！”
   
    “要是南京政府一定坚持他们‘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你们有什么准备？”
   
    “人类的解放首先应该是民族的解放，斯诺先生，任何违背人民意志和历史潮流的事物都会遭到人民的反对，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这种结果。但我可以告诉你，抗日战争的第一天就是蒋介石走上末路的开始。”
   
    说完，周恩来拿起笔在桌上的一张纸上不停地写着什么，写好后看了一遍，又递给斯诺，说：“我已经给你开好了一个访问苏区和宁夏前线红军的日程表，你拿去看看。”
   
    “谢谢！”斯诺接过清单浏览了一番，有些惊讶地咕哝一句：“要这么多天哪！”原来，周恩来为斯诺和海德姆做了详细的访问计划，全程一共需要92天，这大大超过了斯诺的预期。因为他当时怀疑苏区是否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看。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但是，你是否愿意照办，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而难忘的。”周恩来肯定地说。周恩来的语调很温和，但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与自信。
   
    后来的事实真被周恩来言中了。斯诺在苏区整整考察了4个月，最后离开时还是很依依不舍，因为他觉得看到的东西太少了。斯诺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的话使他非常惊讶，因为他已经做好行动受限制的思想准备了，周恩来的话听上去太理想了，真能如此吗？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和共产党人完全兑现了他们的承诺。
   
    斯诺又好奇而急切地问：“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毛泽东？”
   
    “你明天就可以动身去见他。不过，他在保安，那是我们的临时首都，离这里大概有3天的路程。”
   
    “那我们怎么去呢？”
“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正好和我们的通讯部队一起骑马去。我会打一个电报告诉毛主席的，你们放心好了。”
   
    斯诺一面同周恩来有趣地谈话，一面很感兴趣地观察着周恩来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他眼里，周恩来“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
   
    主要问题都在周恩来这里有了着落后，斯诺放松了心情，不经意地说：“周副主席，你的英语发音相当的准确。”
   
    周恩来笑着谦虚地说：“我已经有5年不讲英语喽！”
   
    斯诺和海德姆又是大吃一惊。
   
    在和周恩来的接触中，斯诺分明地感受到了周恩来的开放姿态和大度胸襟。于是，他和周恩来进行了进一步的深谈。
   
    斯诺首先开门见山、直指要害地发出心中的疑问：“1927年反革命得逞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共产党人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周恩来毫不隐讳地说：“我们首要的错误无疑是没有在农民中开展革命，特别是在广东和广西，那里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党采取了机会主义政策，在横的方面也就是数量上的扩大，而没有在纵的方面发展，也就是说没有直接在农民中组织战斗力量。其次，我们没有从国民党军官中发展必要的革命骨干，以至于许多本来可以争取到我们这边的优秀军官脱离了我们……再次，由于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失去了在当时还是革命的国民党的领导权的机会。”
   
    “这是什么意思？”对于第三个原因，斯诺有些费解。
   
    周恩来举例说：“例如，在上海，我们没有利用当时存在于国民党内部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我们丧失了理应属于我们的对国民党领导权的机会。1926年3月以后，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策略的话，领导权本来是可以取得的。那时，所有的右派已暂时被驱出领导层，左派的汪精卫正与我们密切合作，中间派的蒋介石已被孤立。如果共产党全力加入国民党并争取领导权而不是留在国民党外面的话，我们本来能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并且确有把握取得领导地位。当时，士兵、商人、学生，甚至华侨都赞成我们主要的策略纲领。就是在最后，蒋介石进军上海期间，我们仍有时间组织一支联合力量以对付蒋介石和右派。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完全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参加北伐的第二、四、七、八军都不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只有3个师，而且是最不可靠的。”
   
    斯诺身上那西方记者明显的刨根问底的特质再次显山露水：“那么请问你如何解释这些错误或失策呢？”
   
    周恩来坦诚地说：“原因有几点：首先是我们缺乏经验，因为我们党刚成立才几年。其次，我们党的领导是分裂的，陈独秀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派别，透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党员属于刚刚形成的另一派别。第三，国内不同地区不同领导团体的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第四，无产阶级缺乏组织和缺乏经验，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党内占有优势。”……令人难忘的是，斯诺第一次同周恩来会见时，海德姆用摄影机拍下了“大胡子”周恩来骑在马上和斯诺握手的珍贵镜头。
   
    回到北平后，斯诺埋头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引起世界极大震动，享誉海内外。
   
    这次初到陕北与周恩来进行的两次长谈，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在他的笔记中对周恩来做了如下的描述：“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结合的产物。”他在《西行漫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主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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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22 05:33
193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会见美国记者斯诺
    1938年夏，斯诺夫妇从上海到香港和菲律宾等地为工业合作社筹款四处奔走。在香港，他再次拜访了宋庆龄，商谈了关于“工合”的一些具体事宜。主要是通过“工合”宣传中国抗战的伟大意义，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中募捐。这时，斯诺接到艾黎让他速回武汉协调“某突发事情”的电报。斯诺立即飞回武汉。
   
    6月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专门约了斯诺到珞珈山寓所畅谈。这时的周恩来已经剪掉了大胡子，理了个平头。他们从1936年在陕北初次见面谈到目前中国抗战的局势。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希望他继续到延安和敌后采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这也促成了斯诺后来的再次延安之行。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邓颖超不停地给他们倒酒、夹菜。周恩来举起酒杯说：“斯诺先生，我们感谢你呀！”
   
    斯诺说：“没什么，我是一个独立的记者，我同样也感谢你们的信任，如实地告诉我一切，为我的采访和写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而更重要的是，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周恩来充满感激地说：“还有，斯诺先生，小超也多亏了你的帮助。那次如果没有你帮她离开北平，也许她就遭罪了。”
   
    邓颖超马上也诚恳地说：“确实，斯诺先生，那次要是没有你，说不定我早就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斯诺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当时的情景来，他笑着看看邓颖超说：“哦，对了，那次你化装成保姆的样子，还真的瞒过了日本人的眼睛，我们像演戏一样机智神奇呵。看样子，我们的表演水平还是不错的嘛。”
   
    邓颖超一面热心地往斯诺碗里夹着菜，一面笑吟吟地说：“最关键的是你的化装水平很高啊，现在想起来，真的像是演戏一样。我记得日本人在查看时，还把我手中的竹篮抢走了。是吧？”
   
    “对，没错。当时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你倒像个没事人似的，冷静得很。”
   
    邓颖超笑了，周恩来与斯诺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提议道：“小超，来！我们一起敬斯诺先生一杯！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说着，周恩来与邓颖超一同站起来给斯诺敬酒。
   
    斯诺高兴地站起来与周恩来夫妇碰杯说：“过奖了，一桩小事而已！”然后将一杯酒洒脱地喝了下去。
   
    三人落座之后，斯诺说：“恩来先生，我有一个想法，还想去一趟西北，不知毛泽东先生是否欢迎。”
   
    周恩来微锁眉头，不无担心地问：“你知道，现在国民党对我们又进行了严密封锁，你怎么去得了呢？”
   
    斯诺有些把握地说：“我可以以‘工合’国际协会代表的身份去考察工作，宋子文先生已经答应了我，还给我写好了介绍信。”
   
    “那好，我们是始终欢迎你去我们苏区访问的。你是记者，我们也非常理解你的处境和难处。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也希望得到包括你在内的国内外朋友们的批评。”说着，周恩来拿出一本刚刚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赠送给斯诺。随后，斯诺成行，再次参观访问延安。
   
    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启动运行。期间，斯诺和艾黎的“工合”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接见了艾黎，积极支持他们的活动，还介绍了一些党员和进步分子协助他们工作。 　
   

    来华访问 总理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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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22 05:33
1960年8月30日，斯诺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周恩来夫妇相约斯诺一起游览密云水库。在密云水库的接待大厅里，斯诺仔细地端详着周恩来夫妇
    1941年，斯诺回到了美国。无论是快乐生活的时候还是度日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始终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斯诺一直想亲眼看看新中国到底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但他没有料到，这一别竟使他与中国隔绝了近20年。直到1960年，经过顽强斗争和努力，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与阻挠，斯诺终于以“作家”的身份实现了他重访中国的愿望。斯诺为能够首次访问新中国而感到无比欣慰，他成为第一位报道新中国真实情况的驻华美国记者。
   
    1960年7月初，斯诺来华访问。当时他经济上比较困难，在饭店吃工作人员4角钱一份的饭。斯诺向中方工作人员表示，过不了多少天，他就要破产了。他说从1951年后，就没有正式职业，完全靠过去的积蓄生活，而写书在美国也赚不了多少钱。
   
    斯诺这次来中国，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希望将他的访问尽量安排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到过的地方，这样可以使他有充分的机会掌握第一手材料来判断中国的变化，对比现在的中国与过去的中国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等等。斯诺的目的是要写一本书。周恩来总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
   
    对于斯诺这位老朋友的到来，周恩来十分重视，热情招待。8月2日，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专门研究有关斯诺来华后的接待问题。周恩来指示：1、经费问题：可以给他5000元或1万元购买电影拷贝。这个数目请他自己选择，由他自己决定钱数，由黄华、龚澎出面和他谈。2、沈阳、大连市长都可以接见他，可以留他在大连多住两三天，洗海水浴、休息。要他晚几天坐火车回京。3、可以让他拍系统的照片和电影，但应事先做好准备。4、去西北旅行的路线：可以考虑包括西安、延安、保安，包头是否可去，也可以研究。5、他要向朱德委员长面交史沫特莱的遗札，可以待朱委员长回京后安排。6、同意在斯诺从东北回京后，组织一些熟人去和他谈谈。同意请姚依林同志和他谈谈。7、总理准备在他西北之行回来后，再和他谈。
   
    一个大国的总理在百忙之中，对一位外国记者作如此关切、周到的安排，可称罕见。
   
    在中国，斯诺受到热情接待，他采访了毛主席、周总理，见到了所有的老朋友。斯诺在中国的5个月间，行程几千里，到了14个省的19个城市，参观了人民公社、工厂、部队、学校、医院、监狱，与工、农、兵、学、商、前资本家、少数民族代表、末代皇帝和服刑人员等70多人交谈。斯诺表示，20年不见，中国完全变了样，变化之大、速度之快令他惊讶。他对一名解放军士兵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完全没有仇恨，由于歪曲宣传，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不了解。但即使不了解，我能向你们保证，如果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动非正义战争，美国人民决不支持也不会参加。”
   
    期间，斯诺同周恩来进行了两次时间较长的谈话。一次是在去密云水库的专车上，另一次是在周恩来的住所。斯诺事先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40多个问题，其中涉及中美关系、中印关系和中苏关系。周恩来分两次回答了斯诺的大部分问题，采访时间长达12个小时。斯诺记下的笔记共有1.1万多字。
   
    8月30日，周恩来决定抽出一天时间，亲自陪同斯诺参观密云水库。一来放松放松自己疲惫的身心，二来借此机会继续回答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是想让斯诺看看新中国的建设与变化，密云水库等于是新中国的一个展览品。途中，周恩来对斯诺交来的40多个问题，概括起来加以回答，参观后又继续交谈给以阐述。
   
    按约定的时间，斯诺来到了北京火车站。这列专车挂着4节车厢，完全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地上铺的是北京地毯。斯诺被领到一节游览车厢，进了给他专用的一个装有空调设备的单间。列车驶离北京站后不久，斯诺来到了客厅车厢，这里有小吃部和酒吧。
   
    忽然，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依次进了客厅。周恩来肤色黝黑，穿着白色短袖敞领衫和长裤，脚套凉鞋，头发稍有些发白，但神采奕奕，两颊和下巴刮得光光的看不出一根胡子渣，显得比他61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周恩来微笑着同斯诺紧紧握手：“你好！我们欢迎你再次来到中国。”随后，斯诺与周恩来、邓颖超及随行的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翻译冀朝铸等人一一握手。
   
    宾主落座之后，周恩来对斯诺说：“快20年了，你今天才重访中国，真是拖得太久了。”

斯诺苦笑着摊了摊双手，表示无可奈何。
   
    周恩来又向斯诺解释说：“美国记者不被欢迎到中国来的问题，完全是美国当局对台湾的政策造成的。台湾岛之属于中国，犹如夏威夷之属于美国一样清楚。如果华盛顿不承认这个事实，美国记者将不被欢迎到中国来。” 　　
   
    在火车上，周恩来就斯诺事先提出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到了密云水库后，周恩来与斯诺一行人来到大堤上。高高的大水坝，气势十分雄伟。他们在管理人员的带领下走动着参观。周恩来听着管理人员的讲解，看着眼前的景观，感叹地说：“说真的，我没有想到这里的建设速度会这么快。”
   
    斯诺也感慨道：“我30年代住在北京的时候，这里是强盗土匪出没的地方。那时，到这里来的官员，是一定要由荷枪实弹的军队来保护的。”
   
    大家一边走一边参观，周恩来不时地向一些工程人员了解情况。走了一段路后，周恩来与斯诺同乘一艘游艇，泛舟于风景秀丽、群峰环抱的宽阔湖面。
   
    斯诺在饱览密云水库美丽风光的同时，仍不忘向周恩来发问：“周总理，中国现在有多少耕地呢？”
   
    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大约有1亿1千万公顷。”
   
    “它比5年前增加了多少呢？”
   
    “没有增加。相反，减少了2百万公顷。”
   
    斯诺闻言很迷惑：“为什么？”
   
    周恩来笑着说：“很惊讶吧？但原因你大概已经看见了。你看，新的公路、水坝、水库、运河；大规模的城乡住房与工业发展；还有新的街道、学校、医院、实验所，以及新建的铁路和机场等等。但我们现在并不急于迅速增加耕地面积，虽然这个目的每天都在进行着。你可以看到，我们首先要对现有耕地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充分的利用——在很多方面都要实行农业科学化。”
   
    斯诺进一步发表他的疑惑：“但最近好像出现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中国的南方和西北地区都是洪水泛滥。”
   
    “是的。也许明年将是艰苦的一年，但我们已经作好了安排。”周恩来凝视着湖面，沉思着，“对我们而言，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是在长征时期——特别是当我们横越西藏附近的大草地时，我们的情况已临绝境。我们不但没有东西可吃，也没有水可喝，然而我们却生存了下来，并且赢得了胜利。”
   
    “你是不是认为余下的全国性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容易？没有一件是容易的。十年前，全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长征’。我们已经迈开了第一步——只是第一步。如此而已。”
   
    参观回来后，斯诺和周恩来继续在火车上交谈。
   
    10月中旬，斯诺对中国其他地方参观访问后回到了北京。之前，周恩来托人传话：同他可以谈得深些，带些理论性的，因为他了解中国的过去，可以回去写书。斯诺也感觉与周恩来的谈话还未能尽兴，于是，他请求周恩来抽空再会见他一次。这样，10月18日，对于斯诺提出的另外一些问题，就有了周恩来与他的第二次深谈。
   
    周恩来在被采访中论及了许多问题，但谈话的核心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斯诺后来说：“周向我提供了迄今在公开采访中提供过的有关中美关系和中国政策的最完整的阐述。这次谈话将是这方面最根本的文件。”
   
    周恩来阐述道：“中美两国有关台湾地区的争论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台湾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军事行动，则是内部问题。美国政府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坚持：这两个问题是可以而且必须分割开来的。”周恩来接着说：“中国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争论没有达成协议，就想看到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也是不可想像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中美争端，同时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中国解放后，美国政府宣布它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宣布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艾奇逊在白皮书中作了如此声明，后来杜鲁门也承认了，事实上，在日本投降后，台湾已于1945年回到当时的中国政府手中……1950年6月，当战争在朝鲜爆发后，杜鲁门改变了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个侵略中国的政策。在派兵朝鲜的同时，美国政府派遣了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并且对台湾实行了军事控制。从那时起，美国开始了对中国新的侵略……中国派遣志愿军支援朝鲜抗击美国的行动是一直到美国驻兵台湾海峡和在台湾实行军事控制4个月之后才采取的……在这4个月里，杜鲁门多次企图辩解其侵略朝鲜的行动，当然这是徒劳的，而且，他更无法为侵略台湾或美国驻兵台湾海峡辩护……到1958年，中国的军队已完全撤出朝鲜，而美国的陆、海、空军却仍然控制着台湾，并且它的海、空军仍然在台湾海峡活动。难道这不是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奉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最好证明吗？”
尽管如此，中国早在1955年就曾建议，中美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但美国政府把消息压下了。周恩来说，在中美谈判中必须首先就两点原则达成协议：1、对台湾地区的争端和解决，不诉诸武力；2、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其武装力量。中美在台湾地区的争端不解决，不可能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至于中央人民政府和台湾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军事行动纯属中国内政，与前者截然分开。中国也不允许任何人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周恩来还举例说明了中国执行的和平共处对外政策。中国上述对美立场后来被写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签署的中美《上海公报》，即美国方面称，美国确认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肯定地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华盛顿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声明美国对以上说法不持异议。这也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石。
   
    期间，当针对斯诺的提问回答到“现在美国的杜勒斯政府其实是把美国置于一个危险的位置上”时，周恩来给满脸疑惑的斯诺曾作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比喻。周恩来解释说：“你知道美国现在在世界各地有200多个空军基地，这就像一个满手拿着鸡蛋的人。他不能走动，只要一动就会全部都将失去。你要知道，用拳头打跳蚤是打不着的。”周恩来说着，将手指头张开，按在桌面上，“你看，你一只指头也不能动，否则跳蚤便会逃出去。这样的一个人对其他未入他陷阱的跳蚤基本上是毫无抵抗力的，这些跳蚤可以随意移动，择地而咬。”说着，周恩来突然将两手用力一拍，“这样，只有这样才是捉跳蚤的方法……”
   
    斯诺被周恩来形象生动的比喻逗笑了。
   
    令斯诺最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在谈话中，最自信、最掷地有声的一句，就是“中美关系的解决办法总是会找到的，只是个时间问题”。
   
    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斯诺。这两位老朋友进行了亲切会谈。
   
    这次访问后，斯诺首先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961年1月，他把采访周总理的两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记录率先发表在美国《展望》杂志上，这是首次见诸西方报刊的中国对美政策最权威的发言。这也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对外国记者阐述中美关系问题。它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随后，他又写了长达810页的《大河彼岸》一书，并于1963年初出版。此书以大量事实和数据及新旧对比，全面、系统而详细地介绍了新中国，描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同时，斯诺也指出中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但他仍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还澄清了西方的一些谣言，揭露了杜勒斯的所谓“非中国化”、“即将消逝”的谬论。
   
    1963年3月11日，周恩来的秘书浦寿昌打电话给外交部：“总理想问一下宦乡同志，研究室对斯诺回去后写的《大河彼岸》研究过没有，是否有什么翻译计划。”周恩来还要宦乡、龚澎向在华外国专家了解对《大河彼岸》一书的评价，以及需否在中国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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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开始了中国出访非洲14国的外交“探路之行”。而此时的斯诺恰好也正在非洲采访。
   
    1964年1月23日晚，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下榻的宾馆里会见了老朋友斯诺。周恩来以他特有的儒雅风度同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长谈。这次斯诺是以法国《新直言》记者的身份采访周恩来的。
   
    斯诺说：“总理先生，想不到我们在非洲见面呀！”
   
    周恩来高兴地一语双关道：“是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嘛！”
   
    “总理先生，我想，你这次亚非欧之行，成果不小吧？”
   
    “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自古就有友好交往，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把我们的友谊继续发扬和发展下去。我这次要访问十几个国家，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友谊将会开花结果。”
   
    “这些年来，我知道中国在粮食产量和工业生产与建设方面已经达到较为满意的水平。但是中国为什么还在进口粮食呢？”
   
    周恩来解释说：“是的，我们在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粮食已经不存在安全问题。但我们进口粮食，一是为了加工出口，一是用于工业生产，增加地方和国家的粮食储备。”

“我注意到在工业上，你们现在为什么不再提赶超英国？”
   
    周恩来深思熟虑地说：“关于工业赶超英国，是我们在‘大跃进’中提出在几种主要工业产量上赶超，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切实际、不现实。一是两国国情不同，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的，英国没有；英国有的，中国达不到。中国应从自身需要出发搞现代化建设。”
   
    “总理先生，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现代化呢？”
   
    “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赶超英国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在我们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而得到一整套经验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不应当是我国的主要目标。我国的工业现代化，不能仅仅通过几项工业产品数量的增加来实现，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去研究我们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体水平。”
   
    斯诺还问到多年的老话题：“在台湾问题以及中美关系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成竹在胸、谈笑风生的样子：“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原则就是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中美在原则问题上开始，而不要在枝节问题上浪费精力，否则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戴高乐将军从殖民地撤军，‘拯救了法国’，如果美国从世界各地撤军也将改善美国的形象。如果美国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关系会得到改善。”
   
    “1960年我访问中国回来后，写了一本《大河彼岸》的书，不知您看过没有？”斯诺有些担心地问道，“……总理先生，不知我可不可以在适当的机会再去中国访问，我担心书中一些细节上的内容会让中国人不高兴。”
   
    周恩来大度地笑笑说：“你的报道我们看过，外电不也说你是垄断中国问题的权威吗？你的报道内容是诚实的，值得重视。我想，这一切并没有使你变成一个中国不欢迎的人。斯诺先生，我代表中国政府欢迎你，你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
   
    “太谢谢了！”斯诺感激地站起来，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心里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真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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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10月以前，斯诺又多次来信申请访华。周恩来总理让浦寿昌转告龚澎：“总理觉得，斯诺屡次来信和寄书来，我们都未答复，是一个疏忽。总理请你立即写一封信给斯诺，在信中说明，他历次来信都已收到，寄来的书也已转送各领导人。对于迟至现在才复，表示歉意。至于他要求访华一事，在信中可说正在考虑，相信不久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和过问之下，斯诺访华的愿望又一次很快得到实现。1964年10月18日，为了亲眼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所取得的成就，斯诺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的身份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斯诺这次访华，意义十分重大。1964年10月，对中国来说，发生了两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一件事是10月15日赫鲁晓夫下台，标志赫鲁晓夫反华活动的失败；第二件事是第二天即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由此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实力。在经历了1958年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国际上，中国当时是一幅饥饿动乱的形象。而两件大事，则标志着中国已走出了低谷，奋发图强，重振国威。
   
    10月31日，周恩来和邓大姐热情接见并宴请了斯诺。同年12月，周恩来又两次会见了斯诺。
   
    晚上6点45分，长安街上华灯初上。一辆轿车把斯诺从北京饭店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精神饱满，气色很好。他与斯诺亲切握手，邓颖超也与斯诺亲切握手。 　
   
    周恩来对斯诺说：“你的这次访问计划，还在我办公桌上放着，我看了大部分，还有一点没看完。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当然可以见一些老朋友，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
   
    周恩来是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他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原子弹的第一手材料。
颇有新闻记者职业敏感的斯诺听完周恩来这两句话，两眼闪现出兴奋的亮光。他马上追问：“你今天所讲的，是供我做背景材料呢，还是可以发表?”
   
    自从1936年相识以来，周恩来与斯诺达成了一种默契。每次谈话后，斯诺总要问明，他们的谈话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发表，哪些内容不宜立即公布。有时，斯诺还把自己整理的谈话记录送交周恩来审定，他完全尊重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也信任斯诺，谈话的内容也很随便。这常常使得斯诺可以获知一些其他驻华的外国记者难以得到的“内部消息”。那些外国驻华记者由此对斯诺羡慕不已，经常围绕他打听“内部消息”。
   
    周恩来明确告诉斯诺：“你可以写文章。”接着他又故意逗笑说：“恐怕不能等到写在书里吧?”
   
    斯诺高兴地笑了。这样的“特号独家新闻”，斯诺太知道它的时效性了。
   
    “我今天和你谈话只有1个小时了，三两天内再找个机会和你谈话。可是我声明，是要在夜间12点以后。”
   
    斯诺很乐意地连连点头说：“ＯＫ!”
   
    “这次你回去，美国国务院一定要你向他们报告。”周恩来举杯向斯诺示意。
   
    “不一定，可能又要在4年以后。”斯诺这样说是根据前次的经历。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回去后，美国国务院有关负责人漫不经心地与他只谈了12分钟。4年以后，新的国务院负责人才又重新找斯诺去谈他在中国的访问印象。
   
    “这次不会，时代变了。”周恩来肯定地说，“美国国务院原来说中国爆炸了一个小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三四天后，就改了口气，现在又说这颗原子弹可能比他们扔在广岛的那颗还要先进。”
   
    斯诺说：“我过去去保安，在窑洞里访问你们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今天能爆炸原子弹。你们都会打扑克吗？我今天正在想，你们手中拿了一手好牌。你们手中有一张K（指当时阿富汗国王来访），两张Q（指来华访问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张J（指来华访问的怡和洋行的董事长凯瑟克），并且又向桌子上打出了一张A（指原子弹）。”
   
    周恩来说：“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赫鲁晓夫下去了，我们原子弹上去了。”
   
    说着，周恩来亲自把中国原子弹爆炸的12幅照片交给斯诺，并意味深长地说：“龚澎都没有见过这些照片。你们在座的（指陈忠经、勇龙桂、唐明照等人）都没有看见过。你今天晚上不要马上发电报出去，可以立即回瑞士去发。”
   
    回到饭店后，斯诺拿出周恩来给他的绝密照片，左看右瞧，心潮澎湃，并惊喜地自言自语说：“我真的做梦也没想到他答允把特号消息告诉我，还有照片。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看来，这件事惟独对我一个人说了。”
   
    第二天，倍感荣幸的斯诺小心翼翼地带着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周恩来的嘱托回到了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这12幅照片，再次轰动了全世界。
   
    在12月16日的谈话中，周恩来对斯诺特别提到：“中国这几年调整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展数量，还在于增加品种、提高质量，使工业产品的数量同品种、质量以及各种工业产品之间，都均衡地发展起来。现在，调整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并将要有新的发展。但是中国人口多，从需要量讲，经济还很落后，要变成现代化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很，搞了15年经济建设，老实说，我作为总理还没有学会呢！我们都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认识了一些，还有更多的未被认识的经济发展规律。15年来，我们做对的不少，也有做错了的，人必须有两方面经验。人类总是不断地实践、总结经验，不断地发现、发明、创造、前进。”
   
    之后，斯诺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调查采访，并与毛泽东等很多重要人物会面和畅谈。1965年1月19日，斯诺结束了这次访华，满载而归。

故地重游 情深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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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22 05:35
1970年，斯诺夫妇应周恩来之邀，参加了国庆观礼
　
    197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1970年8月10日，斯诺第三次访华。期间周恩来先后5次会见斯诺，其中有4次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斯诺这次访问得到了意大利《时代》周刊的资助。他的夫人洛伊丝则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7月31日，斯诺夫妇从瑞士乘飞机到香港。斯诺这时的身体太虚，又发高烧，一直休养到8月14日才坐火车抵广州，再换飞机到北京。斯诺是中国“文革”前访华的最后一名美国记者，现在又是中国“文革”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记者。在北京机场，斯诺夫妇受到了老朋友们的欢迎。斯诺一下飞机，就情不自禁十分高兴地同已有10年没见面的老朋友黄华等热烈拥抱。
   
    斯诺夫妇到达北京后，先由黄华陪同赴延安和保安进行参观考察。之前，周恩来早已通知黄华从干校回到北京，专门参加接待工作。
   
    斯诺回京后又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参观了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在老朋友林巧稚陪同下，斯诺夫妇参观了两例针刺麻醉手术，并照了相。但有些人却认为“让外国人看针麻手术是泄密”。为此，周恩来指出：“斯诺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针麻手术为什么不能让他看？是我把针麻对外公开的首发权送给了他，要他好好为我们宣传。”
   
    8月18日，周恩来总理邀请斯诺夫妇到首都体育馆。在座的还有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行，正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等外宾观看中朝乒乓球友谊比赛。在一间客厅里，周恩来和斯诺进行了交谈。
   
    当斯诺被领进体育馆贵宾室时，已在那里等候的周恩来起身与斯诺亲切握手。
   
    在斯诺的眼中，72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机敏。然而，与1964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密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深陷，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刚强与坚毅。
   
    周恩来关心地问：“斯诺先生，听说你前一段时间生病了？”
   
    斯诺说：“是的。没关系，一点小病。”
   
    周恩来简略地问了问斯诺的采访计划后，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并告诉斯诺：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斯诺问：“总理先生，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上任后，在对华政策上可能会有所变化，如果中国寻求和解，同苏联谈判的可行性大些，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些呢？”
   
    “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周恩来回答得很微妙。
   
    “那么中美关系是否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的开始呢？”斯诺问。
   
    “我们邀请你来，就是希望对此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周恩来说。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1970年10月1日。金秋十月，秋高气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的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检阅游行的人民群众。广场上人山人海，喧声如潮。斯诺夫妇应周恩来之邀，参加了国庆观礼。他们站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其中还有西哈努克等外宾。斯诺无意中发现他们俩被安排在相当居中的位置。
   
    周恩来早早地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按惯例每当毛泽东要出席某一个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提前来到，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都要仔细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要坐的椅子。当斯诺偕夫人洛伊丝·惠勒走出电梯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向他们夫妇问好。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蓝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你。你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记得我替你草拟了92天的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去保安找毛主席。”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接过斯诺的话，说：“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3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过了一会儿，只见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喇叭里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
   
    这时，斯诺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他的衣袖，他转过身来，一看是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来吧，有人要见你们。”
   
    斯诺心中充满着激动，跟随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身边。斯诺看到毛泽东明显瘦了些，但看上去更精神了。毛泽东穿着银灰色的中山装，头发向后梳着，一脸慈祥的微笑。
   
    “主席，斯诺先生和夫人来了。”周恩来把斯诺夫妇带到毛泽东身边。按照周恩来的安排，斯诺和洛伊丝分别站到毛泽东的两侧。斯诺站在毛泽东的右侧，洛伊丝在左侧。
   
    斯诺和毛泽东紧紧地握手，他感觉到毛泽东的握手同以前一样有力，他问候道：“主席先生，您好！”
   
    “你好！斯诺先生。”
   
    斯诺把洛伊丝介绍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问候了她，然后对斯诺说：“斯诺先生，你给我写的信我收到了。我没有立即给你答复，该你埋怨发脾气的。现在你总算来了。”……
   
    这次斯诺夫妇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国庆节的聚会非同寻常，含义深刻。
   
    1970年11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周恩来请斯诺夫妇喝茶。这次谈话，他们着重谈到了中美关系问题。周恩来说：“斯诺先生，美国政府又提议我们两国之间恢复谈判，但我们认为如果仅仅在枝节问题上进行对话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已经谈了一百多次，没有什么结果。而且现在美国政府又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这说明尼克松总统是没有诚意的。”
   
    “总理先生，如果可能的话，你是否认为中美可能在北京进行会谈呢？你们有什么条件呢？”斯诺问道。
   
    对此，周恩来十分明确地阐明了中方的立场。他说：“如果美国政府真有诚意改善中美关系，我们是愿意接待一位美国特使的。但我们的条件首先仍是台湾问题。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军，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它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略作沉吟，周恩来语气坚定地又强调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谈判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
   
    听到这儿，斯诺已经领会了周恩来的意思，但他还是追问一句：“那谈判的门还开着吗？”
   
    周恩来的态度非常肯定，他铿锵有力地说：“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总理先生，请问中苏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是友好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并不妨碍两国在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现在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关于达成临时的协议还未谈出个结果来。目前中国正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进行防御性的备战。”
   
    “那能否介绍一下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立场？”
   
    “如果联大会议投票赞成恢复我们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台湾当局，当然我们对此要进行考虑。我们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大国垄断，因为应该说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此后的谈话中，周恩来还就有关核裁军以及其他国际问题，向斯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来华，斯诺在中国各地访问了4个月。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去中南海家中谈话和吃早饭，同斯诺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畅谈，一直谈到中午。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告诉斯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

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大标题，刊载了毛泽东在国庆节同斯诺夫妇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新闻照片。新华社的电讯报道说：“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最近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这天《人民日报》的版面是由周恩来做了精心安排的——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周恩来的用意极其明显：他以含蓄的方式要让这张饶有深义的新闻照片向美国发出赞成中美实现高层对话的信息。这张照片确实震动了整个世界。
   
    为此，斯诺对夫人说：“洛伊丝，我看，中国选择今天在《人民日报》的这个位置发表这张照片，是有特殊意义的。”事实正是如此。《人民日报》选择在毛泽东生日(12月26日)的前一天刊登这张照片，再一次反映出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的用心良苦。
   
    “你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向美国传递希望和解与友好的信息，是吗？”洛伊丝问。
   
    “唉！”斯诺感叹地说，“可惜中国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美国政府不一定能读得懂呀！”
   
    “是的，埃德加，你看我们已经在这里呆了快半年了，超过了我们的计划。我们该回去赶快把这些信息及时报道出去。”洛伊丝说。
   
    “对，《纽约时报》正向我约稿呢，我看我先把和周恩来的谈话发表，告诉美国政府，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
   
    由于斯诺是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批准来中国访问的西方记者，他的访华报道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斯诺在访华期间以及回去以后曾写出大量报道中国现状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中国由于“十年动乱”在世界上造成的濒于垮台的形象。
   
    为同儿女们团聚，洛伊丝在1970年底先一步离华回国，斯诺则留在中国等待毛泽东审定谈话稿。虽然斯诺手头并不宽裕，中共接待人员原先要全程免费招待斯诺夫妇，但是，斯诺为了避免国外有人说他受中共“贿赂”，在离京回瑞士之前，硬是把几个月的旅馆房费交给了北京饭店。
   
    尾声 　　
   
    1971年2月，斯诺结束了长达半年的访问，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最重要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同他的谈话，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这无疑有力地促成了中美关系重大突破的契机。4月间，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当时曾有新闻报道透露，尼克松曾经向随团成员推荐《大河彼岸》作为必读参考书之一。
   
    斯诺本来也是要作为尼克松访华的随团记者的。斯诺对7月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要访问中国等这些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他在瑞士家中，忙着撰写他这次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准备在次年尼克松访华前先抵达北京，采访这一震撼世界的大事。但这时斯诺的身体很不好，后来经过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肝肿大，得了胰腺癌，斯诺住进了医院，而且病情越来越重。斯诺夫人为丈夫的病写信求援，写给在美国和英国的亲友，也给在中国的海德姆写了一封……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得到消息后，马上在深夜接见了海德姆。周恩来说：“听说斯诺先生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险，党中央、毛主席知道后很着急，也很担心，曾多次提出接他到北京治疗，都被他拒绝了。如今他的夫人瞒着他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作出指示，决定立即派出特别医疗小组去抢救斯诺先生。”
   
    海德姆听了十分激动地说：“那太好了！”
   
    周恩来继续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安排挑选好了最精干、技术一流的几位著名专家，由你当组长。希望你们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斯诺先生的生命。在抢救成功后，把他接到北京继续治疗。我们已经为他在日坛医院准备好了病房。”
   
    海德姆说：“总理放心，我会努力的！”
   
    “你们必须在48小时内赶到瑞士。为了保证你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和返回，政府已经专门租订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请斯诺一家来北京。” 　　

海德姆点头：“好的，总理，我们明天就出发。”
   
    周恩来嘱咐道：“斯诺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你的好朋友，我们的友谊早在1936年就建立了，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你这次去，一定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斯诺及家人，告诉他们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
   
    随即，去瑞士的6人医疗小组由海德姆率领，于1972年1月抵达日内瓦。医疗小组为斯诺作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有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
   
    2月初，周恩来又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发去特急电报，要他赶往瑞士去看望病危的斯诺，代毛泽东主席和他本人向斯诺问候。当黄华赶到斯诺家时，他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海德姆对他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为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黄华和海德姆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3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1936年，他们3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
   
    黄华说：“斯诺先生，我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政府专门绕道日内瓦来看望您。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国人民都很关心您的健康，他们祝您早日康复，欢迎您再次去北京访问。”
   
    斯诺听了，热泪盈眶，感动地说：“谢谢！谢谢！”
   
    黄华说：“现在中美关系已经解冻，尼克松总统很快就会访问中国。斯诺先生，您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事业所作出的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
   
    斯诺缓慢地说：“我真高兴，我记得1936年周恩来总理就曾跟我说过，‘我相信我们共同作出的努力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争取世界和平与民主’。遗憾的是我可能没有时间等到……看到那个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我……热爱中国……”
   
    听了斯诺的这番话，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
   
    1972年2月15日，尼克松访华的前6天，中国的春节，斯诺与世长辞。享年66岁。
   
    翌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分别致电斯诺夫人，对斯诺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周恩来在唁电中说——
   
    斯诺夫人：
   
    惊悉我们尊敬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病逝。在这个悲痛的时刻，邓颖超同志和我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早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同中国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友谊。他冲破当时的重重障碍，热情地把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给美国和各国人民。在我国解放后，他又多次来访，报道了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进程。他的著作受到中外广泛的重视，甚至在他病重期间，他仍然念念不忘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工作。对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斯诺先生去世了，但我们相信，他一生为之努力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定会日益发展。
   
    希望你和你的子女，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实现斯诺先生的遗志而努力。
   
    1972年2月19日，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的追悼会在此举行。这是中国人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为一位外国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黑色的会标上醒目地写着“沉痛悼念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人们在沉重的挽歌哀乐声中悼念斯诺先生的去世，赞扬他为中美友谊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中国领导人都敬献了花圈。
   
    1973年10月19日，按照斯诺的遗言“我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国，希望死后也将我的部分遗体留在中国”，斯诺部分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廖承志、康克清以及北大师生代表参加。碑前放着毛泽东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埃德加·斯诺先生。白色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的碑文。碑文是由周恩来亲自拟定，叶剑英题写的。
   
    斯诺几乎一生都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艰巨、宏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这位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纯朴而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他在20世纪为增进中美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独特的杰出贡献。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用真诚之举为斯诺实现了遗愿。斯诺与周恩来半个世纪的真挚交往也由此定格成一段永恒的国际友谊佳话。